文麿却夸夸其谈中日之间的亲善友好，并宣称他们将在东亚确定“国际正义”。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正义”呢？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但是，在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说辞的背后，却是用战争手段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转化国内危机，并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市场和独占性的产品市场的极端自私的目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冈洋右被任命为近卫内阁的外相，从此主导日本外交，将其扩张理论运用于实践。日本政府不仅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侵略同盟关系，还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国领土的条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疯狂膨胀。“大东亚光荣圈”的阴影不仅将朝鲜、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包括在内，而且笼罩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日军甚至还开始觊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从此，日本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并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许多日本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绝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

    为了更快组建“大东亚共荣圈”、摆脱外务省对军部的牵制，东条英机决意创设“大东亚省”以取代外务省，专责统治“大东亚地域”内的各国的一切事务，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高行政机关。

    在讨论《大东亚省设置案》时，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元老深井英五等人认为，大东亚省的成立，将使日本外交二元化，并促使亚洲各国有变为殖民地的威胁。东条英机回答说：“为完成战争上的必要，必须力求大东亚诸国、诸民族的协助。对支那等国的关系，犹如家长与家族的关系，所谓贡献，就是意味着尽其力，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枢密顾问官小幡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