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禁烟努力。这是由日本国家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是非人道的行为，它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多么的肮脏。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就国际联盟讨论鸦片问题发表社论说：“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现在罂粟田里正鲜花盛开，它表明日本是用武力和麻醉品来进行对华侵略的。这十年间，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鸦片配给者，现在它正在中国撒布这种毒物，以使人心堕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声明时指出：“中国的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恶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制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灭绝人性的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和正当化的制度，联合国称之为“日本战时性奴隶制度”。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视这段历史，日本某些政客公然宣称：“慰安妇是纯粹民间商业行为，日本政府并无任何责任。”日本法庭对幸存的慰安妇的诉讼案件的冷漠和拖延，遭到了全球正义人士的谴责。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慰安妇存世的已经寥寥无几，寻访慰安妇并从她们那里取证已是当务之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情景。八年间，苏智良走遍十几个省区，花掉数万元积蓄，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近年来，韩国和台湾等地已建立了慰安妇纪念馆，而中国大陆依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慰安妇纪念场所。

    上海曾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制度实施最完善的城市。上海东宝兴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大一沙龙”是日本海军指定开设最早的特别慰安所。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目前，“大一沙龙”虽被规划部门列为保留建筑，但因所处位置接近轨道交通建设区域，仍有可能被拆除。在城市开发的热潮中，对于文化遗址尤其是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址的保护，理应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慰安妇”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名词。在战争期间，有更大数量的女性虽然并未被纳入慰安妇体制之中，但仍然受到了日军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如果用一种更加准确的说法，她们都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处处皆有悲惨的性暴力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性不暴力受害者人数多达数百万。

    留日学者班忠义无意中接触到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从此便将大部分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幸存者的援助上。班忠义的足迹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将募集来的每一笔资金都送到那些依然在凄风冷雨中哭泣的老妈妈们手中。

    日军的暴行、屠杀与掠夺齐头并进，香港军票事件就是日军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攻占香港，香港人称这一天为“黑色圣诞节”。此后

    日军统治香港三年零八个月，这段历史成为香港最恐怖的浩劫岁月。

    日军在香港实行宪兵政治和人口疏散政策，使人口急遽下降。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共一百六十多万人，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降到不足六十万。日军以疏散人口为名，用船只装载市民出公海射杀，并强行在街上拉夫前往海南岛劳役至死。

    日军在香港使用强迫手段，发行日本货币和军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