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使之成为唯一法定货币。即使到了败局已定的战争末期，为了用军票筹集更多的战争物资，日本占领当局依然滥发军票。一九四五年秋，日军撤出香港“一走了之”，至今没有向香港市民道歉，也没有兑现当年的军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行政官厅进行了团体登记，正式成立“香港索赔协会”。从一九七二年起，根据登记的军票面额合计为五亿一千六百八十万日元。这仅仅是当年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总额的沧海一粟。

    从中国国民政府的政府财产到沦陷区每一个普通居民的家庭财产，从地上看得见的铁路、粮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见的煤、铁、黄金等各种矿产资源，从政府机关的档案文献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头盖骨，从被看作“活的财富”的强制劳工到被当作“性奴隶”的慰安妇，日本占领军全面染指、疯狂掠夺。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战时中国被掠夺和被摧毁的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南京沦陷之后，日军设立专门的指挥部门，组织三百三十名特工、四百多名士兵和八百三十名苦力，动用十辆卡车，对南京地区的图书和文物进行了三个多月有计划、大规模的掠夺。日军抢夺了从故宫南迁到上海的尚未转移的三千多箱珍贵文物，掠夺了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和标本一千零五十二箱，还从金陵女子大学抢走古籍和珍贵文献等一千七百余册。

    日军还大肆掠夺南京民间所收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其中，南京大石坝街五十号著名中医兼词学家石云轩家，被劫珍贵书籍四大箱，古玩字画两千多件。全国闻名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楼，也几乎被洗劫一空。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陆续归还了纳粹在欧洲各国抢夺的各种珍贵艺术品。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拒绝归还许多在中国抢夺的艺术品和文物。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被日军征掳的劳工总数超过一千万人，仅在东北被虐待致死者就达两百多万人。日本历史学家上叶在《圣战墓碑》中指出，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条英机内阁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随着战局的失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作出了《促进中国劳工输入日本国内的决定》。据《关于劫掠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仅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共一百六十九批，共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乘船前就死亡两千八百二十三人。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抗争，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花冈事件”诉讼终于落下了帏幕。这起索赔案，是中国及亚洲受害国在战后对日本的诉讼第一案。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做苦工。由于日本当局的残酷虐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批劳工就死亡了四百一十八人，平均不到两天时间就有一人被夺去生命。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面临死亡的数百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遭到了当地宪兵、警察、乡军人会等两万多名刽子手的血腥围捕和镇压。被抓回来的劳工被迫跪在碎石子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许多人当场死去。暴动之后两个月，日本战败投降，但秋田县地方法院仍然按照战前法律判处参加暴动的劳工死刑。

    日本著名人士内山完造在《花冈惨案》一书的前言《忏悔的铁证》中写道：“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