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赔偿问题上则过于宽宏大量。在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法国大使诺齐亚在曾经预言说：“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但战争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几年之后，诺齐亚大使的预言终于成了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是一次“惨胜”。仅以中国军队的伤亡而论，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中，先后进行大会战二十二次，小战斗近五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三百二十万之多，空军消耗飞机两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中国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两千万以上。

    战后，中国人看着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对日本实行改造；中国人看着苏联拆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工厂，将数十万关东军迁移到西伯利亚充当苦役；中国人还看到了亚洲许多受害国家先后以多种形式获得了战争赔偿。

    中国国民政府却宣布“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此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先由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后由七十年代的中华人民会给政府，缔结对日和约，放弃了数千亿的战争赔款。其实，这笔天经地义的赔款可以给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注入活力和生机，可以让中国在新一轮的经济腾飞中获得巨大的助力。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为日本保守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这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现代翻版。受惠者对恩人的怨恨和敌视，是人性中最为邪恶的一面。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当有机会都会表达下面这段话：“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五百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一书中也指出：“从明治维新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难以形容的，给中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当时日本无法赔偿的。如果当时让日本承担战争责任而付给中国巨额赔偿，则可以断言，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复兴，这一历史必须承认。”

    友好，不是单方面的善意就可以完成的；友好，需要的是双方的互动和交流。曾经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的日本，曾经获得中国政府宽宥并免除赔偿责任的日本，应当如何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呢？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遮掩与对自身现实地位的评估紧密相连。美国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盘》一书中告诫说：“日本的中心角色不应该扮演美国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

    应该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更不宜有心在亚洲区域争雄。”但是，基于日本民族的历史、社会道德、个人价值等特征来看，恐怕日本很难接受这样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暴行与血泪，都是我们历史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抗战期间没有爆炸的日军炮弹。战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遗留下了二百多万发炸弹。战后六十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名中国人因为在无意中触动这些战争遗留武器而伤亡。

    一位诗人为这些炸弹、也为那段历史写下了一首名叫《哑弹》的诗歌：

    “谁能辨认哑弹的归属呢？

    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

    哑弹无言，怎么诉说正义和邪恶？

    哑弹被拆卸或引爆，

    每一次哑弹的发现都是一次提醒：

    哪怕死了的哑弹，

    也要提防复活。

    还有更多的哑弹，

    仍埋在地下，仍没有被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