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七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宣布中国将不会再退让，向国内外昭示了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在讲话中郑重表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战斗还是投降、抗争还是妥协、沉默还是呐喊，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再是一个问题。

    这场战争是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既有硝烟弥漫的前线，也有含辛茹苦的后方；既有肩扛枪杆的士兵，也有手拿笔杆的文人。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短兵相接。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积极投身侵华战争。有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残暴的日军中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组织，炮制所谓的“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略战争宣传为“圣战”；或把日军暴行美化和诗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军民的“愚昧”和“懦弱”。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笔部队”。

    大量炮制“战争文学”，是日本“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主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学，亵渎了文学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质；他们的作品只是某种赤裸裸的宣传，是为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张目的宣传。

    火野苇平是日本侵华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兼士兵与作家身份于一身，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作战等。他创作了《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等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发行上百万册。日本国内评价说：“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

    火野苇平、石川达三、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也是侵略战争的煽动者和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先锋，他们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与日本的文化侵略针锋相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来，“文协”随同国民政府迁移到了重庆。“文协”的四十五位理事，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优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等人。老舍在坚持创作抗战文学的同时，长期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几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终刊，先后出版了七十一期，四贯通抗战的唯一刊物。

    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他们走出书斋，走向抗战的广阔天地。抗战文艺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崭新阶段，萧红的、曹禺的《北京人》、路翎的、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郭沫若的《

    屈原》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它们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当年优雅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写下了像鼓点一样的诗句：

    “祝福！我们的人民

    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