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的解放。”

    这是另外一个战场，一个静悄悄的战场。这个战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弥漫的硝烟、呼啸着炮弹的前线。

    中日之战，表面上看是军队之战、武器之战、政府之战、国力之战，而根子里则是文化之战、教育之战、精神之战与心灵之战。因此，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比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更加恶毒的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大学、报馆、古迹、学生、文化设施等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南开大学、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机构，先后都被炸弹炸得片瓦无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

    在中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坏，十所遭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陷于停顿。抗战期间，一百零六所大学内迁，迁徙次数多达三百余次。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长期霸占，成为迫害爱国人士的巢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鲁迅遗孀许广平、燕京大学教授张东逊、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

    日伪在中国的十九个省关闭了许多报纸、杂志和电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传亲日思想、麻醉国人意志的新闻机构。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随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攻势”。占领东北之后，日军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仅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个月间，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万册，九千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

    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著名诗人郑孝胥亲自写了所谓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讲礼让，使我修身。家已齐，国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日本军部号召大家都来唱这首“国歌”，以达到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郑孝胥宣扬“新满洲”的“顶天立地”、“无苦无忧”、“自由亲爱”的同时，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细菌试验、屠杀无辜百姓，三千万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华北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宣称：“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日军在华北开办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进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而要征服头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处，以极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高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子国民教育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