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深切的体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强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身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教育抗战和文化抗战为使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当南开大学被敌机连续轰炸而毁于一旦的时候，校长张伯苓斩钉截铁地高速师生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也鼓励迁徙路上的师生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

    罗家伦认为，正是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尤其应当加倍地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伟大文明复兴的希望所在。罗家伦指出：“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国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英勇的将士，抵抗得过的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和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魄啊！伟大与卑劣、坚韧与邪恶、智慧与愚昧，在此刻显得如此泾渭分明。

    离四川宜宾只有十多公里的李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沦丧之后，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国顶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都迁移至此。幽静的河湾旁充满了琅琅的书声；曲折的街道上行走着儒雅的学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妇也来到这里，继续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并在简陋的房间里坚持写作巨著《中国建筑史》。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思成和中华民族正在遭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