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空军的飞行员，更是直接牺牲在对日空战中。国仇家恨，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古都感到高兴。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静的历史主义者。在随同父亲流亡日本的时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过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阐述了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梁思成对那位有些迷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然而，一种职业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是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类的结晶。”

    理性战胜了仇恨，文化的永恒性取代了战争的疯狂。梁思成的建议，受到了美军的高度重视。奈良被从轰炸城市的名单中划掉了。

    战争之后，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特意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南博士说过：“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轰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战最为艰巨的时刻，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博士访问昆明。后来，李约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生气勃勃的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坚持在他们国家边远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气，和他们身处逆境之中所显示的非凡的乐观，甚至是愉悦。”每当警报响起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树林和坟堆中继续上课。侵略者的凶残阻止不了他们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祖国的挚爱。西南联大朝气蓬勃、以苦为乐的学术氛围，让每一位来访的西方学者都深受感染，他们在这些面黄肌瘦的教授和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个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梁。

    西南联大拥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师、三千两百七十七名学生，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直到今天，西南联大师生的学术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后人的面前，既让我们惭愧，又催我们奋进。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史中最灾难深重但又最光辉难忘的一页。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实践上的爱国者，而不是口头上的爱国者。喊几声爱国和抗日的口号易，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拿出成就来蔑视敌人难。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设、教育普及和科学发明方面超过日本，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虚心地面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并“拿来”为我所用，那么我们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因抱残守缺而走向灭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成为国家命运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罗家伦发现了中日两国实力消长的根源，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坚守岗位、奋发图强。可惜，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口头上的“爱国者”多，而实践上的爱国者少；夸夸其谈的“爱国者”很多，而埋头苦干的爱国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