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敏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奸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部长、司长到处长各级汉奸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奸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精卫以下四十多名高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部。

    中国的“汉奸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高级将领率领部队投敌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

    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抗战中投敌和出任伪职的高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部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器准备和器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军人之外，在文职官员和学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为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汪精卫，在同盟会中是孙中山赏识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战初期则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是与哥哥鲁迅齐名的启蒙先驱，在二十年代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学者。然而，这汪精卫和周作人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可以称之为“伟人”的人物，却都晚节不保、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还有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今天人们只关注他与张爱玲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却淡忘了其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行径。

    汉奸中还有像伪满洲国的溥仪和伪蒙古政权的德王这样的旧时代的“孤臣孽子”。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溥仪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早期党员到国民党大员，到日本人傀儡政权的首脑，最后成为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卫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陈公博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曾对左右吐露内心的想法：“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我继承这个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