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在法庭上，陈公博宣读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自白书《八年的回忆》，为自己追随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进行辩护。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官员来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有权力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失误，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悲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于更加下层的人士而言，选择当汉奸可以立刻换取权势和金钱。东北的石人血泪山，得名于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此建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石人采炭所”，对石人矿区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被折磨致死的矿工的尸体被扔在山上。从此，这座美丽的大山变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泪山。

    在日本人开设的这家煤矿中，刘棠龄、杨秀坤、史秀臣三个汉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积极参与了对同胞的奴役和虐待。他们的塑像被安置在这里，就像西湖边上秦桧等人的塑像一样，将受到世世代代民众的唾弃。据说，其中一名汉奸的后人后来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买走塑像，却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断然拒绝。金钱改写不了历史，金钱也掩盖不了耻辱。

    与文武官员不同，普通老百姓选择当汉奸，则多是出于生计、金钱、利益诸多方面的考虑。老舍在巨著中，刻画了北京人在沦丧时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耻的汉奸形象。

    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没有坚定而恒久的信仰，导致了中国人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因此，当甲午海战在北方炮声隆隆的时候，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将领们却认为，这是日本与北方人、与李鸿章的舰队交战，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当几名日本士兵将几千南京军民押送往屠杀之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挺身反抗，其实当时那几个日本兵心里充满了恐惧，反抗未尝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没有人敢去把握这种机会。

    日本陆军随军记者赤星为光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支那人好像倾城美女，既取悦于清晨来的源家客人，也讨好傍晚来的平家客人。他们既然欢迎日本军也欢迎国民党军。他们就是这样的国民，根据生活意识而发挥了这种奇妙的民族性。”

    日本在上海的侨民领袖桥本五郎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曾经作为江北方面的组织班长去海门执行任务，当地民众看到我，都连连称我‘东洋先生，东洋先生’。向我们鞠躬表示欢迎。我们巡视海门城时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太阳旗来欢迎我们，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个王侯。然而到了夜里，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睛，那些太阳旗不知何时又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了。经调查了解到，因为一到夜里附近就有游击队进来活动。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换成了太阳旗。那些支那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种得意洋洋且若无其事

    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这些记载并非侵略者对中国的有意的丑化。我们需要由此开始痛苦而深刻的自省。鲁迅在概括中国的历史时说过，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国独裁政权的统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异国占领军的统治呢？这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所结出的恶果，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今天，回顾这段充满了光荣、也浸透了耻辱的抗战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直面民族的奴性与劣根性，也应当呼唤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