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