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