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案件无疑是在冒险，既冒律师这一职业生涯的风险，更冒被日本保守势力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

    他们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者亲人，跟当年的侵华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与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妇、劳工们和细菌战毒气弹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认为，他们的这种选择既不是出于政治，也不是出于法律，而是出于良心。十多年来，这个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师团已经发展到六百多人。他们说，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律师、同时也是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辩护的律师川口和子，时常奔波在从日本到中国和从中国回日本的路上。通过对一系列诉讼案件的研究，她发现了天皇在战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川口和子认为，尽管日军在投降之后迅速烧毁了档案材料，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杀和强奸的，但是可以找到诸多的间接证据。例如，天皇是“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理应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天皇的弟弟是军人，直接在前线指挥作战，当然会知道日军的暴行；同时，天皇身边的侍从官在日记中也记载了发生在南京的屠杀和强奸，很难想象他不向天皇汇报。战时天皇十分重视西方媒体对日军行动的报道，而当时的西方媒体对日军的暴行有大量的报道，天皇也能从其中知道日军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从以上这些证据可以认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行。

    正义的声音不在庙堂之上，正义的声音总是在民间。

    松冈环，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师。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触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从此，她每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举办南京大屠杀牺牲者追悼集会。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教育日本青少年，她不辞辛劳、不怕威胁，利用业余时间到日本各地采访曾经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终于完成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证言》一书。每一次的采访都是一次艰难的心灵之旅，要打开老兵们锈迹斑斑的心锁，需要一把灵巧而坚韧的钥匙。

    吉冈数子小时候曾在朝鲜和满洲生活过。战后回国，当了三十二年的老师。在教学中，她感到应当把日本加害亚洲各国的历史告诉孩子，“自己作为‘在满少国民’，也参与了加害”。

    退休之后，吉冈数子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这是一间搜集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与战争有关的资料文献的图书馆。吉冈数子发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正在像战时的教科书回归，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趋向。战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日军演习受中国军队的攻击被迫还击”；在如今的一种教科书中，则表述为“日军演习受袭击”。虽然不敢像战时教科书中那样明目张胆地说是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但对历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在长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资料馆”。长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专家高实康稔是这个资料馆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绍说，资料馆的创办人是牧师冈正治。冈正治曾经担任过日本海军的下士官，从军时间长达十一年。当长崎原爆的蘑菇云升起之后，冈正治开始思考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然而，当冈正治开始表述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围攻和殴打，在脸颊上留下了一块终生都没有消除的伤疤。战后，冈正治决心赎罪，以议员身份为那些在原爆中死难和受害的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呼吁。

    一九八四年，冈正治开始深入调查这段被埋没的历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与朝鲜人》。一九九四年，冈正治去世之后，大家为了纪念他，便加紧了资料馆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