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多封暴力团伙的恐吓信。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穿上防弹背心。尽管如此，森村诚一表示，他并不害怕和后悔。

    除了揭露具体的战争罪恶之外，还有不少日本学者更是对日本的近代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内好是日本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一位具有反省精神的学者，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颓废主义的一种反拨，在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的主体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发展了这一观点，进而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人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两位学者的反省已经触及了日本人的“奴隶”、同时也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在强者面前，许多日本人甘愿当奴隶；而在弱者面前，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奴隶主。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为民主、自由、和平而奋斗是艰巨的，也是必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其中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既成不了白种人也不愿做黄种人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

    大江健三郎明确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当天皇要给他颁发文化勋章的时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许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门口示威和谩骂。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他充满忧虑地说：“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

    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和鲁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认为：“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他呼吁，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这是大江留给中日两国国民的问题。

    中日友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日本人民的事业；不仅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事业，更是普通国民的事业。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换，才能避免误解和猜忌。只有双方不断的互动和交流，才能创建永久的和平。

    中日建交三十多年以来，许多日本民间社团、企业和个人，都在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添砖加瓦。也有许多日本友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扶贫、环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有的人甚至无私地捐献出了一生的积蓄。他们是日本的良心，他们是和平的使者。这些日本人爱日本，也爱中国。他们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邻居，把邻居当着自己。他们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绝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势力，最终带给日本的将是难以想象的危害，带给亚洲人民的则是新一轮的大悲剧。

    认识历史，展望未来；诚心认罪，携手进步。这项工程决不仅仅是为了邻居，更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人民。这才是亚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