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也就成了美国战争史上权力最大的两位将军。作为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第一次明确地获得了总统首席军事顾问的地位，这使他得以直接听命于总统和国防部长，并可据此发号施令于三军，而不必再去充当军兵种参谋长之间没完没了扯皮的协调员；作为战场司令官的施瓦茨科普夫，则更是耳根清净，大权在握。来自五角大楼里的唠叨絮语他尽可以拣自己愿意听的去听，照自己愿意做的去做，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派头，而麇集海湾的百万大军乃至太空中的卫星、海水下的蛙人直到每一艘滚装货船，却都要服从他的号令。这使他可以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行使《国防部改组法》赋予联合总部司令的超军种权力，比如当海军陆战队的前线指挥官强烈要求在科威特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时，他统观全局，果断地行使了否决权，继续专心致志于他早已成竹在胸的quot;左勾拳quot;行动。

    一部刚刚颁行不到5年的法令，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能得到如此彻底的贯彻，这不能不归结于美国这个法律社会中人们的契约精神。而由此衍生出的新的指挥模式，则成为有军种分野以来，最成功的军事指挥权的恰当运用。它的直观效果就是减少了指挥层次，真正实现了委托式指挥，使以往根深蒂固的树状指挥体系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化，这一演化的副产品则是让更多的作战单位能够在第一时间共享战场信息。

    如果把《改组法》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不难发现美军的此番改组，并不是偶尔为之的巧合，而是适时地顺应了新的时代对旧的军队指挥关系提出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即对原本分散的军兵种权力进行重新组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为某个临时目标而凝聚的凌驾于所有军兵种权力之上的超级权力，使之能够在任何一场战争的竞赛中胜任愉快。《改组法》在美国的诞生及其在美军中产生的效果是发人深思的，任何一个希望在21世纪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都将无可逃遁地面临这一抉择，要么quot;改组quot;，要么失败，别无它途。

    比quot;空地一体战quot;走得更远

    quot;空地一体作战quot;，原本是美军为在欧洲平原上对付随时都会像潮水般涌来的华约坦克集群想出的扼敌之策，只是苦于始终没有一试锋芒的机会。海湾战争为这些满怀创造和杀戮欲望的美国军人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但实际战况与人们事先对它的设想有相当大的差距。quot;沙漠风暴quot;基本上是一次持续了几十天的有quot;空quot;无quot;地quot;的战役，好不容易在最后时刻亮出的quot;沙漠军刀quot;，包括那一记漂亮的quot;左勾拳quot;，也不过才挥舞了100小时就悻悻收场。地面战斗并没有如陆军期望的那样成为压轴戏，倒更像是一部只演奏了一个乐章就匆忙煞尾的协奏曲[6]。quot;空中战场将成为决定性战场quot;，杜黑的这一预言似乎得到了迟来的证明。不过在海湾上空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这位空军制胜论者的想象力。无论是在科威特还是伊拉克，所有的空战都不是通过单纯的骑士式决斗夺取制空权，而是融侦察、预警、轰炸、格斗、通信、电子攻击、指挥控制等所有作战行动为一体的空中战役，其中还包括了对外层空间和电子空间的占领和争夺。

    [6]海湾战争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梅里尔·麦克皮克上将说，这是一场quot;大量使用空中力量的战争，美国和多国空军部队获胜的一次成功之战quot;，quot;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空中力量打败地面部队的战争quot;（美国《空军杂志》1991年5月号）。他的前任迈克尔·J·杜根在战前的一次发言中说，quot;避免多流血的地面战斗的唯一办法是使用空军quot;。尽管杜根被认为是越权发言而被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