囔着什么，一边从怀中拿出小笔记本，写了什么递给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写了什么？是遗书吧。我拿过来一看，只是五个莫名其妙的汉字。

    他可能以为自己都写好了，但不知是因为他的意识不清，还是昨晚出血过多，不能握紧钢笔，他的字很轻并且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很难辨认。他写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竭尽全力写了这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最后所有的力气。他的脸已完全是一张死人的脸，呈死灰色，这种颜色我在临死的战友脸上经常看到。深灰色之死浸透着他的皮肤。他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只是在安静地等死。他像在做梦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也许眼前浮现着和自己的爱妻一起满身泥土在田间耕地的情景；或者梦见自己抱着可爱的孩子；或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小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欢快地玩耍，鸭子在院旁的小溪里尽情地戏水。他那沾满泥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也没有罪，他只是执行祖国的命令。我真不忍心下手刺死他。这时，一等兵大森问道：quot;东，杀吗？quot;quot;嗯……quot;我敷衍道。quot;反正都要死的，杀吧！quot;大森端起了手枪。quot;那么就不刺，开枪吧……quot;大森的枪声宣告了他的死。

    我从他的怀中找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写着：quot;蒋委员长训示，秘密。quot;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把他写的纸片、钢笔以及这本小册子又放回他怀里。

    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quot;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quot;

    quot;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quot;

    quot;是吗？quot;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quot;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quot;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quot;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quot;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quot;（在日语中，quot;四quot;与quot;死quot;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quot;四quot;即quot;死quot;的迷信。）。

    我说：quot;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