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大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据中公校友回忆，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而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成熟，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

    从此，他们俩数十年间，风风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诚伴侣。

    ①《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册》，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10页。

    ②中国公学校董会1930年5月15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4～15页。

    ③参看杨亮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

    杨亮功先生是当时中国公学副校长，系胡适提名，由校董会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职。

    ④《吴淞月刊发刊词》，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页。

    ⑤这首歌作于1930年4月。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为《尝试后集》之一首，题《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有人亦称之为《健儿歌》。

    ⑥胡传(铁花)的遗著，经罗尔纲整理抄录后，一直未印行。1948年12月，胡适飞离北平时带出，后带往美国。其中的“日记”与“禀启”，于1951年5月，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书名为《台湾纪录两种》；后又按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1960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以上两种版本，均署“胡传著，胡适罗尔纲校编”。

    ⑦据罗尔纲的“自序”及胡适的“序”和“后记”，我们可知：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是1943年3月间，应当时广西省政府参议、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之约而写的。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紧急疏散，所以在那个短促的时光内，此书还不曾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1945年，罗尔纲将修改本交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逮曾)先生，准备重印；卢请胡适写一篇序，但胡适拖到1948年8月才写，书没有印成。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游览，顺便向卢逮曾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于1958年自费印出，改题书名为《师门五年记》。1963年，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3期曾选载。此处引文即据《传记文学》。

    ⑧参看金若年作《吴晗同志事略》，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吴晗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