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军队一五二旅，随意拘禁商人，严刑拷问，使其致伤致残，而商会的代表只能去求情，人身权利完全没有法律的保障。

    另一件是安徽大学的校长刘文典，受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胡适说，“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③什么是法治呢?胡适认为，法治绝不只是对着老百姓和民众团体的，也应该是对着政府、党和军队的所有官员的。他指出：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五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五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④因此，胡适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如果有侵犯人权的，“无论152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这篇《人权与约法》登出以后，以它对国民党政府批评的尖锐和勇气，在当时影响颇大。国内外报纸有的转载，有的翻译，许多读者给《新月》写信，于是，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便以《新月》为中心展开了。

    在讨论中，胡适还就国民党“以党治国”，进一步提出了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他说：

    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⑤他对国民党中国的“党治”与“法治”的关系，分析确是一针见血，颇为深刻。

    接着，又陆续发表了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也都尖锐泼辣，提出了法治、宪法及思想言论自由等许多重大问题。

    他们批评国民党的所谓“训政”，主张实行“宪政”。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只讲“训政”，取消约法之治，这是“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他认为，“训政”不能只训人民，党国的衮衮诸公尤其要有宪法的训练，法治的训练。他说：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⑥罗隆基也说，如果对政府官员没有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则“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来蹂躏人权，那就比“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更加可怕!所以，他主张“争人权的人，先争法治；争法治的人，先争宪法”。⑦总之，法治和宪政，是他们这次人权讨论始终注意的一个中心。

    他们又大力鼓吹思想言论自由，对国民党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与指责。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