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是由胡适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烦更大。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⑦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次以上。但也引起了“军方”、“党方”和“团方”的围剿。⑧他们给《自由中国》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啦，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啦，“企图打击国军士气，破坏国民团结”啦，等等。还说《自由中国》宣传民主自由，是共产党“进行思想统战的手法，把共产主义掩蔽起来，而以伪装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现”。又说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是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说他造出所谓“三无”的谬论，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总之，认为《自由中国》的祝寿专集里面，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谓胡适“三无”总统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由此可见，反共的胡适和反共的《自由中国》，为了讲一点自由民主，争一点言论自由，也被台湾当局当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

    这时，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刚刚过去，而在台湾又围剿胡适，持续了大半年。1957年，胡适曾给赵元任写信说：

    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memoreseriously”。

    我underscoredtakeme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⑨

    第二年4月，胡适便果然回到台湾省，就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欢宴该社朋友。胡适在宴会上演说《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他说：

    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⑩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