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我们也可以说成书也该在目不韦时代或更在其后了！

    文体标准的不可靠，大率如此。这种例证应该可以使我们对于这种例证存一点特别戒惧的态度。

    至于拓拾一二个名词或术语来做考证年代的标准，那种方法更多漏洞，更多危险。顾颌刚先生与梁启超先生都曾用此法。如顾先生说：

    更就其所用名词及伤语观之：“公”这一个字，古书中只用作制度的名词（如公侯， 公田等） ，没有用作道德的名词的（如公忠，公义等）。《吕氏春秋》有《贵邮篇，又有“清净以公”等句，足见这是战国时新成立的道德名词。《苟子》与吕书同其时代，故书中言“公”的也很多。可见此种道德在苟子时最重视。《老子》言“容乃公，公乃王”（十六章），正与此同。（《史学年报》四负二五）

    然而里确曾把“公”字作道德名词用：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二十）

    《老子》书中有“公”字，就应该减寿三百年。《论语地有“公”字，也应该减寿三百年，贬在苟卿与目不韦的时代了。

    任公曾指出“仁义”对举仿佛是孟子的专卖品。然而他忘了《左传》里用仁义对举已不止一次了（如庄二十二年，如椽十四年）。任公又曾说老子在格秋》时不应该说“侯王”“王公”“王侯”“取天下”“万乘之主”等等名词。然而惆易》蛊卦已有“不事王侯”，坎卦家辞与离卦象辞都有“王公”了。常用“天下”字样，如“管仲一匡天下”，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如“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实稷何尝有天下？泰伯又那有“天下”可让？《老子》书中有“取天下”，也不过此种泛称，有何可怪？“天下”“王”等名词既可用，为什么独不可用“万乘之主”？可以泛说“道千乘之国”，《老子》何以独不可泛说“万乘之主” 呢？（河上公注：“万乘之主谓王。”）凡持此种论证者，胸中往往先有一个“时代意识” 的成见。 此种成见最为害事。孔子时代正是诸侯力征之时，岂可以高谈 “无为”？然而孔子竟歌颂“无为而治”，提倡“居敬而行简”之政治。时代意识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