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可以说明校勘学的性质。校勘的需要起于发现错误，而错误的发现必须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较。古人称此学为“校徽’，刘向《别录》说：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媒。” 其实单读一个本子，“核其上下”，所得谬误是很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 “若怨家相对”，一字不放过，然后可以“得谬误”。

    改正错误是最难的工作。主观的改定，无论如何工巧，终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学》开端“在亲民”，朱子改“亲”为“新”，七百年来，虽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终不能塞反对者之口。校勘学所许可的改正，必须是在几个不同的本子之中，选定一个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读法。这是审查评判的工作。我所谓“最可靠”的读法，当然是最古底本的读法。如上文所引张元的聊斋墓表，乙本出于甲本，而甲本又出于丙本，丙本为原刻碑文，刻于作文之年，放最可靠。我所谓“最有理”的读法，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种无心之误（如韩非说的邵人写书而多写了“举烛”二字，如今日报馆编辑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传写之误，或党无别本可供校勘，——在这种情形之下，改正谬误没有万全的方法。

    约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异同各本，考定其传写的先后，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标明各种异读，并揣测其所以致误的原因。其次是无异本可互勘，或有别本而无法定其传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个校者认为最近理的读法，而标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据何种理由。如此校改，虽不能必定恢复原文，而保守传本的真相以待后人的论定，也可以无大过了。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万一这三项都不可得，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此外，虽有巧妙可喜的改读，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读，足备一说，而不足成为定论。例如上文所举张元墓表之两处误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为证，这是第一等的证实。又如道藏本《淮南内篇·原道训》：“是放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窜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这里“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孙校改为“欲宾”。他因为明刘绩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刘本原作“宾” 字， 只因草书“害” 字与“宾”相似，世人多见“害”，少见“宾”，故误写为 “害”。这是指出所以致误之由，还算不得证实。他又举二证：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 “断竹续竹，飞上逐实”，今本实作害；二《论衡·感虚》篇， “厨门木象生肉足”，今本《风俗通义》肉作害，害亦实之误。这都是类推的论证，因《论衡》与《吴越春秋》的“实”误作“害”，可以类推《淮南书》也可以有同类的误写。类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种致误的可能，而终不能断定此误必同于彼误。直到顾广析校得宋本果作“欲实”，然后王念孙得一古本作证，他的改读就更有力了。因为我们终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为在义理上“欲害”之读并不逊于 “欲肉” 之读（《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C忘乎中”），所以这种证实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见。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露之野，下出于无垠之河’，王念孙校，“无垠”下有“鄂”字。他举三证：一、收选·西京赋》“前后天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慎日，垠鄂，端崖也。” 二人文选·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御览必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无垠鄂之门。高诱日，无垠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