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貌也。”这种证实，虽不得西汉底本，而可以证明许慎、高绣的底本如此读，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证实了。

    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谈”，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

    接庵先生对我说，他这部书是用“立法”的。我对他说：在校勤学上，“全法” 和海外新法并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不同者，西洋印书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着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

    中国校勘之学起源很早，而发达很迟。《吕氏春秋》所记“三家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刘向、刘敬父子校书，能用政府所藏各种本子互勘，就开校做学的风气。汉儒训注古书，往往注明异读，是一大进步。《经典释文》广收异本，遍举各家异读，可算是集古校勘学之大成。晚唐以后，刻印的书多了，古书有了定本，一般读书人往往过信刻板书，校勘之学几乎完全消灭了。

    十二世纪晚期，朱子斤斤争论《程氏遗书》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 一千卷（适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论“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之失，又略论他校书的方法；彭叔复作《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详举他们校滩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析称为“校潍之楷模”。

    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话：

    授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阔疑。

    他自己也说：

    叔夏年十二三时， 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D之源”，闭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胜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三世纪之间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

    但后世校书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样一个退休宰相的势力来“遍求别本”，也没有他那种“实事是正，多闻阀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纪以后，校勘学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纪方以智、顾炎武请人起来，方才有考订古书的新风气。三百年中，校勘之学成为考证学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学者虽多，其中真能有自觉的方法，把这门学问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个人而已。

    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木足。但校做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

    我们试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及近年的位正新修《大藏经》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