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解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拚得用权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根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

    此三事都足以前无古人，而下开来者，故我分开详说如下：

    第一，援庵先生是依据同时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学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间接的传抄本，沈家本跋原抄本说，“此本纸色分新旧：旧者每半页十五行，当是影抄元刻本；新者每半页十行，当是补抄者，盖别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说：“吾友董缓金赴日本，见是书，据称从武林丁氏假抄者。”若是从丁氏假抄的，如何可说是“影抄元刻本”呢？这样一部大书，底本既是间接又间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几十页的闭文，校勘的工作必须从搜求古本入手。援庵先生在这许多年中，先后得见此书的各种本子，连沈刻共有六木。

    我依他的记载，参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书底本源流表：

    援庵先生的校补，全用故宫元刻本（甲一）作根据，用孔本阿下）补其所门祭祖门，又用各本互校，以补这两本的不足。因为他用一个最初的元刻本来校一部元朝的书，所以能校得一万二千条的错误，又能补得门文一百零二负之多！试用这样伟大的成绩，比较他二十年前“无他本可校”时所“确知为伪误者若干条”，其成绩的悬绝何止百倍？他在本书第四十三章里，称此法为“对校法”，他很谦逊的说：

    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均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这个法子的两大功用：

    一＼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以其表面上无误可疑也。例如：

    元关本钱二十定元刻作二千定

    大德三年三月元刻作五月

    二情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这个对校法还有许多功用，如阔文，如错简，如倒叶，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向来学者无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种“机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学至今不曾走上科学的轨道。援庵先生和他的几位朋友费了八十日的苦工，从那机械的对校里得着空前的大收获，使人知道校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这是他奠定新校勘学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无数最具体的例子来教我们一个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哪有是非？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始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且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