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缺乏根据。

    第二，鱼豢与陈寿、司马彪略同时（张鹏一补鱼豢传，说他死在晋太康以后），称略》不说佛，而寿与彪则同时用浮屠与佛，此可见某一名词之用与不用由于个人嗜好者居多，恐未必可用来证明某名词出现或成立的先后。

    第三，先生谓鱼豢不但八称浮屠而不称佛，且历举“桑门”之异译，而亦不及 “沙门” ， “是鱼豢所见之《浮屠经》尚未有沙门之译世。”然《魏略》本文说 “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本文所举仅二十九名中之七种而已，我们岂可违然断定其时无有“沙门”之译？桑门一名而有这许多种异译（其中“比丘”“伊蒲塞”等应除外），可见译经之多。我们若没有强有力的证据，似不宜断定其时无“佛”之名称及记载。

    第四，鱼、陈、司马与范皆是教外史家，其用浮屠而或不用佛，或偶用佛，皆未必即可证明其时佛徒尚未用佛为通称。试观韩退之生于几百年之后，其时已是先生所谓“纯用佛”之时代了，然而他在“送浮屠文杨师序”里，凡七称“浮屠”而不一称“佛”。老万一不幸退之其他文章与同时文献皆遭劫火，独此序存留于世，后世考古家岂可即据以定退之之时无有“佛”之译名乎？鄙意以为先生过信此等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译经及《牟子》等，似乎未为平允。

    话又说回到我举的第一二类证据了。

    先生说：“现在汉译诸经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某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

    这话可见先生方法的谨严。然而先生所用的三个“标准”是否讼事皆已了，已有作证人的资格了吗？先生用的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这个标准必须先否认一切现存之汉译诸经及《牟子入然后可以成立。现在先生不曾先证明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为伪，却用此待证的标准来断定“《牟子理惑论》及现存汉译诸经皆不能信为汉时所译撰”，这就成了“丐词”了。

    此是方法论的紧要问题，我知道先生最注重此种方法问题，故敢质直奉告，非是有意强辩，千万请先生原谅。

    《牟子》一书，经周叔边与我的证明，其为后汉末年的著作，似已无可疑。至于现存汉译诸经之考订，决非一二名词即可断案，我们此时尚无此能力，亦无此材料。至于此等汉译是否全已“经过后世佛徒的改窜”，我不敢断定无此可能。然而有一疑问：假令后汉译经中真无“佛”与“沙门”之译名，那么，陈寿、司马彪请人用的“佛”字又是从何处得来的？

    此一疑问亦是方法论的一个紧要问题，即是我近年提倡的历史演变的观点。前文说的“凡一个名词之成立，非短时期所能做到”，亦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牟子》作者当汉末大乱时尚在壮年，他与窄融同时，大概死在三国中期。其时鱼豢已仕宦，而陈寿、司马彪皆已生。若依鄙说，则后汉怫徒已渐渐一致用佛之名，故汉末三国时佛教信徒如眸子》已一律用佛之名，而教外史家如陈寿等亦不能不采用佛字了。如此说法，似稍合于渐变之旨，诚以新名词之约定俗成决非一二十年所能为功也。

    此次所论，问题虽小，而牵涉的方法问题颇关重要，幸先生恕此“魔之辩护”，更乞进而教之。

    胡适敬上，二二·四·六夜

    椤伽宗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