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行，即性净之理也。以师资郎说第四条稍详，云：“性净之理山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杂无着，无此无彼。……智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任于身命，别行植舍施，行无倍惜。…、檀度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委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村了资记》说不误。“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头陀”行。道世在六六八作《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别详述头陀行。可见在七世纪时，“禅”的定义实包头陀，似是楞伽宗造成的风气？适之—— 一九五二·七·卅一。）

    道宣叙述达摩的教旨，是有所根据的。他说：

    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

    净觉也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

    昙林也许就是《续增传》中达摩传附记的林法师。传中说林法师当“周灭法时（五七七），与可（慧可）同学，共护经像”。

    道宣生于五九六，死于六六七，他用的材料是六七世纪的材料，比较最近古，最可信。我们看八世纪前期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还可以看出那时的人还尊重道宣所记，不敢妄加材料。到了八世纪以后，有许多伪书出现，如《圣胄集》《宝林传》等书，大胆的捏造伪史，添出了无数关于达摩的神话以宝林传队已失传，近年日本发现了一卷，中国又发现了六卷，共有七卷，不久将刊M来藏遗珍》内）。北宋和尚道原在十一世纪初年编纂《景德传灯录》，仅量采纳了这些伪造史料，最不可信。后人看惯了那部十一世纪的《传灯动，习非成是，竟不认得七世纪中叶道宣《续增传》的史料的真可宝贵了。

    三、慧可

    菩提达摩的弟子，现在可考的，有这些人：增副，慧可，道有，昙林。

    一、增副《续增传》有传，传本说梁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曾奉令作增副碑文，此碑今不存了，道宣所记似是根据碑文。增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出家后，曾“周历讲座，备尝经论”。齐建武年，他游南方，住钟山的定林下寺，他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作。几尺宫闹，未尝谒近。既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武帝）素仰清风，雅为嗟赏。乃命匠人考其室字，于开善寺以待之。副每逍遥于门，负杖而叹曰，“……宁贵广厦而贱茅茨乎？”……乃有心氓岭，观彼峨眉。会西昌候萧渊藻出镇蜀部，于［是〕即拂衣附之。……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还金陵，复住开善。……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五二四）也…疾亟之时，有劝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厉声曰，“发财延命，去道远矣。房中什物，并施招提僧。身死之后，但弃山谷，饱于鸟兽，不亦善乎？勿营棺施以乖我意。”门徒涕泪，不忍从之。

    依此传看来，他虽然和帝王贵人交通往来，但仍保持他的生死随缘的态度，不失为达摩的弟子。

    二、道育事迹无可考。《续增传》说达摩在北魏传授禅学，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诸接，［达摩炼其精诚，海以真法。

    三、慧可又名增可，俗姓姬氏，虎牢人。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续憎传》说他“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答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这似乎在达摩的晚年，达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四十岁，所以上文说“年虽在后， 而锐志高远” ，本不误。《楞伽师资记》误作“年十四”久历代法宝记》（敦煌出土，有巴黎、伦敦两本，现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