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大藏经》第五十一卷）作“时年四十”，可证《续僧传》不误。（适按，后来神会见慧能，也是“年四十”，传讹作 “年十四”！）

    慧可颇通中国典籍，所以他能欣赏达摩的简单教义。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报怨行近于安命，随线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慧可是中国文人出家，传中说他能“发言人理，不加铅墨；时或港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据此可见慧可似有文集流传于后世，道喜还见着这部集子，后来失传了。《续增传》说，有向居士，幽遁林野，于天保（五五O——五五九）之初致书通好，书云：

    影由形起，响遂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集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者〕，喻默声而求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适按，此是无名，假名之说所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则许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

    慧可答他道：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感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

    现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我们看这两位通文墨的佛教徒的酬答，可见达摩的简单教义在那第一代已得他们的了解与接受。我疑心这种了解和魏晋以来的老庄思想不无关系。向君主的“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慧可的“无明智慧等无异”“现身与佛不差别”，固然即是达摩的“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可是中国文士所以能容易接受这样一种显然不合常识的教义，也许是因为他们久已听惯了中国道家“齐是非”“齐万物”的思想，不觉得他的可怪了。

    在实行的方面，达摩一派是“奉头阳行”的。《续增传》说：“可常行，兼奉头陀。”头陀（Da）是佛教中的苦行方面，原义为“抖擞”，即是“抖擞烦恼，离谱滞着”。凡修头陀行的，在衣食住三方面都极力求刻苦自己，须穿极少又极简单的衣服源乞食，又不得多食；住宿须“阿兰若”，即是须住在远离人家的荒僻处，往往住在树下或坟墓之中，又须常跃坐而不横卧。达摩的教义本来教人“苦乐随缘”，教人忍受苦痛，都无怨总。头陀苦行自是训练自己忍受苦痛的方法。

    《续僧传》说慧可在螂宣传“清事无寄”的教义，深遭螂下禅师道恒的嫉妒，恒送深恨，谤恼于可，货球官府，非理屠害。［可］初无一恨，见其至死，恒众庆快。

    末句不很明白，大概应解作：慧可受屠害，初不怨恨，只希望自己的一死可以使道恒一党庆快。但慧可并不曾被害死。传中下文说：

    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所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所处（这是消毒的方法），血断帛里，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这个故事，因道宣原文不很明白，就被后人误解作慧可被人害死了。如帐灯录》（卷三）慧可传说他于美城县匡救寺三门下， 谈无上道， 听者林会。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集经》，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色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忙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五岁（五九三）三月十六日也。

    《传灯录》全抄袭《宝林传》（卷／＼）伪书，《宝林传》改窜《续僧传》的道恒为辩和，改螂下为荣城县，又加上“匡救寺三门下”“邑宰翟仲侃”“百七岁” “开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等等详细节目，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其实全是闭眼捏造。七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