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我所着《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二十年夏， 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侵辽东，·C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八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造巡未果。今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烧火之宜息矣。而造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傅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二十三年六月

    南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激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的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家，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造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了迁推邑者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同书·世停》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我国九十有九国，城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这样子“憨”下去，再加以局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造民“憨’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憨”，可以“碱磨”，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且信屈骛牙的惆浩》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政策，而近发见之白俄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校父以殷八目征东夷”。然则月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挂一流的汉奸。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股民藉此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条氏，徐氏，萧氏，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统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核，待旅，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树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沙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竞，取于有闹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党。脱季授上，陶叔授民。今以“康语”，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阔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古’，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日来礼俗，放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国之情形如下。

    鲁井《春秋》及《左传》有所谓“毫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毫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相会盟之大事，而“毫社”独占一位置，则“毫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 “毫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为六百三十一年。宋亡于祥兴二年卜二七九］，去中华民国二十年卜九三一］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是社”在股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