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爱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顿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顿附近找到房间，我们会尽力跟你配合，发出许可证。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顺便说说，格顿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们会顺其自然，而且是恰当地假定，在爱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诚的

    ．S．撤切尔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quot;哈里斯上尉的马厩quot;找到一个房间。哈里斯上尉养马和猎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学生房客。租金很贵，光是床铺和早餐每星期9英镑，洗澡等其他服务另外算。我别无选择，方便嘛。随后两年我就住在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开剑桥。

    现在可轮到芝面对quot;文化震荡quot;了。冬天她不习惯穿用厚呢绒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还有那用羊毛衬里的长靴。呢绒衣是用衣料配给票买来的；这些衣物压得她好不辛苦。何况格顿学院又是在市镇西北两英里的地方，她不会骑脚踏车，只好乘巴士去上课。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闯了。

    但是，她运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议，第一年选修经济学，准备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由于她当年在莱佛士学院念过经济学，功课应该不难应付，所以有闲余时间可以修读法科。可是，当经济学研究主任，一个名叫玛乔里·霍兰的美国人，发觉芝已经在莱佛士学院念过三年的经济课程后，认为再读下去是浪费时间，便叫芝去见她的丈夫哈里·霍兰教授。当时，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他帮芝取得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兔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试。这跟另一所受承认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并非一帆风顺，她还得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食物、气候，以及诸如罗马法之类的新科目，还有讲师们的奇腔怪调。有一名爱尔兰讲师所讲的话，听起来不知所云。

    经过几个星期的大幅度调整之后，芝对我说，她发现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过去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活跃分子，没有事情能够难倒我，而且能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在可不同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低层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员、商店女售货员和餐馆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汉普斯特德找房子时碰到的几个女房东。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铁站附近接着quot;空房出租quot;牌子的房屋询问时，女房东一发觉我是华人，便说房间已经租出去了。后来，我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告诉女房东说我的名字叫Lee，拼写起来是一个L加上两个e，但我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把房间租给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