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当场拒绝，兔去我登门询问的麻烦。

    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师、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上都举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体。当然，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是大学的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不过，如果说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视，也不尽然。阶级制度也是症结所在。对我这个来自年轻而且富流动性的移民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奇异现象。即使在白人学生当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学的，也处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学生，他们之所以渴求学院的院旗，是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列入履历表，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干大事的垫脚石--任何学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队队员的资格，未来的职业便有了保障。同样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当上剑桥学生联合会主席，便有助于成为工党或保守党选区的未来候选人，或是在这些政党的研究局谋得一职。

    要考最好的成绩

    我对这些额外的活动不感兴趣。我决定集中精力设法考到最好的成绩，因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特别是同那些能够帮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独立的马来亚。工党比保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在我参加的集会中，英国保守党人仍然以低沉、圆润的声调，大谈quot;英王与帝国quot;。我也希望同将来可能在主要政党里头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学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殖民当局纠缠不清时，这种联系自有好处。因此，我抱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似乎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场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开。1945年5月，英国选民把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虽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争取到胜利。选民把艾德礼和工党拥上台，因为他们答应给英国带来历史上最深远的改革。艾德礼政府履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福利国，负责照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对党却没有提出强烈的抗议，也没有街头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里就人们的负担能力这一课题展开辩论，声称改革应有所节制和按照常识办事时。才使用激烈的言语。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国民保健服务法案于1948年通过后不久，我到剑桥摄政街一家眼镜店领取所配的眼镜。我预料这副眼镜需要五六英镑。在柜台旁，眼镜店老板骄傲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付钱，并请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很高兴，心想，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确实能使人民过着优雅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在牙科诊所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至于学院的医生，他连请我在表格上签名也省了，因为我已经在他的病人记录簿里登记了。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是英籍民，有权享受新制度给予的福利。不过，报上的消息说，许多法国人和其他欧陆人士也纷纷到英国看免费牙医。我想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当时法国人的确比英国人穷得多。我对英国人所进行的改革，深表钦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国政府创造的社会，使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属于上层、中层或下层阶级，都能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这期间物资仍然缺乏。战时开始实施的粮食衣物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类、熏肉和鸡蛋的配给，却取消不了。经济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