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quot;他问我：quot;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quot;我回答说：quot;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quot;他说：quot;我的肩膀够宽阔，能挑重担。quot;不论在体型上和比喻上，的确如此。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会提出抗议时，我也强调这次会谈的结局未必就是这样。

    经过五个星期的商讨，会谈取得成功，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1958年5月我飞抵伦敦，准备出席13日起展开的第三回合宪制会谈。抵达时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半在下议院同波霭会面，然后乘坐他的汽车，于四点出席会谈。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把个人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评估告诉他。他问我林有福在下届大选中机会如何，我说林有福的机会逐月下降，他那伙人的实力异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长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信誉很差，以致共产党对他和周瑞麟所进行的攻击，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霭明确表示，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预料会获胜。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府。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细则问题罢了。这项工作虽是严肃的，却也是无须声张的。这期间，新加坡和英国双方都私下承认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多半会取胜，难怪我所说的话比首席部长显得更有分量。

    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决定在罗马停留四天，再回来恢复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在旧城游览，参观了古罗马会议广场遗址和维克多·埃曼努埃尔纪念碑等名胜。纪念碑有一幅铜铸浮雕，显示当年罗马霸权如何把版图扩展到欧洲和地中海。我一时想起历史上所有帝国，有盛也有衰；英帝国难免跟罗马帝国一样，会有没落的一天。

    不过后来所见的一个场面，很有参考价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感觉一阵惊喜。教皇坐在轿子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卫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不禁齐声欢呼，并高喊quot;教皇万岁quot;。站在轿子四周的修女兴奋莫名。由于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本能地抬头张望带头喝彩的人在哪里。我发现他们就在我上面，是一批唱诗班男童坐在柱子上边的圆形平台上。这使我领悟到，罗马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罗马天主教会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难怪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仍然经久不衰。我记得读过有关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来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总部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后加入，他们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