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临他们拜神的场所，对他们的信徒来说是好事。我会在神坛前烧香，神坛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马来人会出动由12到14个拿着铃鼓和手鼓的年轻人组成的鼓乐队欢迎我；老人会把马来饰帽戴在我头上，那是用锦缎摺成的头饰，通常戴在领袖头上。

    社阵的支持者会在一些道路两旁喝倒彩，发出尖厉的嘘声奚落我。一天我经过华侨中学，四五十名学生用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高举谴责我背叛人民的标语牌。有一天下午，在黄埔，前臂刺上私会党歹徒花纹的社阵流氓包围我，企图把我推进大沟渠。保安官员迅速干预，坚决对付他们，使我得以离开。亲社阵的工会会员在会所楼上高声漫骂。一天晚上，他们在芳林区高声恫吓我，在天台展示抗议布条。我叫电视台人员把灯光对准他们，拍下他们的镜头，他们把灯关掉自动消失。我请他们现身，下来跟我辩论，他们不干。我向四周数千人指出，当群众公开同共产党人对抗时，他们就把灯关掉躲进黑暗里。

    这些访问很累人，也耗损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点就动身，平日则在午餐过后不久。下午总是又热又潮湿。在每个停留站我会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讲，用两三种语言也许得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一天演说10次，每次都分别用马来语、英语和福建话或华语，总会大汗淋漓。我会随身带着三四件背心和衬衫，不时悄悄溜进厕所或商店后面换上干衣服。我也带上一条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每天握手没有几千次也有几百次，不时有人使上了劲，把我右手握得青肿疼痛。背部由于撞到吉普车的金属横档，也青肿疼痛。为了让右手休息，我学会伸出左手，同时把自己的虎口贴紧对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挤压。吉普车的横档后来缠上厚厚的毛巾以减轻碰撞。

    当时我还年轻，不到40岁，精力充沛。民众的热烈反应鼓舞着我。我说福建话和华语，使华人深信我不是英国的傀儡，而是为他们的前途进行斗争。马来人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华族共产党人斗。印度人人数少，感到害怕，发现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们说巴刹马来语和英语，以至用泰米尔语向他们问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致的象牙雕

    访问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过人们在咖啡店里的交谈，通过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很快就流传开来。人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尤其是店主和社区领袖。我成了政治上的quot;流行音乐明星quot;。许多店主原来就反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却不得不捐钱给他们，现在有机会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谁--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亲自送来花环和横幅，还把家中陈列橱里的纪念品带来，缠上一条红丝带，外加一张红卡写上姓名住址，祝我好运。我忘不了的一件礼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致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块黑漆板托着，装在玻璃盒子里。这是主人最珍贵的艺术品。他是个店主，50岁左右，两鬓灰白。他用福建话祝我幸福长寿。这件艺术品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会客室里，是我珍爱的礼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对我充满热情并接受我为领袖的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些小店主对我的信任，鼓舞着我继续战斗。

    访问的成功导致林有福在议院质问自治邦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但是我能回答说没滥用公款，因为接待和购买点心的开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这应该归功于组织者，他们为能争取民众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领袖乐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欢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镜头。形势变了，我感受得到。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