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这些人包括开吉普车的马来司机。他必须静静地坐着，听我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演说数百次，直到我讲马来话时才精神为之一振。还有兽医部官员、管理公路和沟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员、供应水电的公用事业局官员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都为我欢呼打气，包括电视台的华族女录音员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华当时是伦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通讯员。蒲德华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绘了她的经历：quot;有时我们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突然间灯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哗之中，他会精神振奋，推开人群走动，对围绕身旁的舞狮队员笑将起来，全然不把砰然爆开的鞭炮放在眼里，毫无畏惧--他脸上曾被灼伤过一次，却置之不理。我们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团队，就像一支部队，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quot;

    对我的成功来说，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电台福建话节目的高级主持人谢正直。他自愿成为我的老师，留意我在演说中犯下的严重错误，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来，指出错误，教我正确的短语，有时教我几句简洁有力的成语。但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说水平的唯一办法。说话说得太多，过于疲倦，往往使我声音沙哑。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鲁用粗嘎的嗓门说话，他递来一包切成片的洋参，包洋参的纸上印着邻近药材店的商号。在他劝告下，我不再含润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参含在嘴里，马上见效，口舌生津，喉咙清凉起来。自那以后，访问期间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包切片洋参。

    电视也使我的演说效果大为加强。1962年9月在伦敦的时候，阿历佐西曾经安排让英国广播公司的休·伯内特对我进行电视模拟访问，检讨我在屏幕上的表现。我看过早些时候拍摄的一个节目，里面有我的镜头，对自己形象凶巴巴感到吃惊。伯内特这回说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只需要一些指点：总要盯住镜头，说话时绝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定要前倾，后仰会使你显得懒散。他的主要忠告是：quot;自然，直接，千万别造作。quot;我放心了。电视是在1963年2月引进新加坡的，它成了我们强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的技巧是群众大会的技巧，演说者咆哮，做鬼脸，夸大姿势，目的是让人群后面的人看得到。用可变焦距镜头拍下来，演说者显得丑陋和气势汹汹。他们没有伯内特提意见，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当我在花大气力争取群众支持时，本区域却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马来西亚对抗，因为马来亚让自己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几天后，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也谴责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力量。10天后苏班德里奥告诉外国通讯员，要是马来亚同印尼的敌对行动蔓延到婆罗洲三邦，可能会出事，包括发生实际冲突。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公开表明全力支持马来西亚，认为它是quot;该地区安全的最佳希望quot;。苏加诺却加强咄咄逼人的言论。5月1日，他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婆罗洲三邦，坚持应该先让它们独立，再度谴责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对于这些抨击，东姑的最初反应是召回驻雅加达大使，接着马来亚宣布立即加强海陆空三军。随后远东英军总司令5月3日宣布，他有足够的兵员、战舰和飞机，可以应付婆罗洲的任何紧急状态。局面越来越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