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这场危机的结果之前，有必要从头追述一下关于quot;权力下放quot;之争的一些背景，这场争论此后还将以更猛烈的势头再次出现。这场争端——至少到１９－－７９年３月的最终结局前——已经给工党和保守党带来了几乎同样多的麻烦。

    由于苏格兰民族党曾经一度获得很多支持——事后表明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在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苏格兰党大会上，特德曾承诺说将在苏格兰下放权力。特德的quot;琅思宣言quot;令众多保守党人大吃一惊，甚至包括那些在苏格兰的保守党人。我从不欣赏这项政策，而且整个英国保守党一般对此也不热情。但特德坚持这么做。他设立了一个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详细的计划。亚历克的建议于１９７０年普选前在苏格兰党会议上通过，并写进了宣言中（对威尔士没有权力下放的承诺）。然而在１９７０-７４年我们党执政期间对quot;权力下放quot;的承诺却不怎么提了。尽管基尔布兰顿皇家宪法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详尽的权力下放方案并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提出报告，我党二月宣言只承诺研究一下这份报告，而工党则承诺他们将就此事立法。

    大选后，特德坚信我党应该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以此赢回对我们的支持，并任命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为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来负责此事。在５月份的苏格兰党会上，特德重申了我们quot;权力下放quot;的政策，允诺由北海油田款项资助一个苏格兰发展基金，这比霍姆在资金方面的建议内容还过份）在这项政策基础上，我们致力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后举行的选举——尽管我们提出了众多权力下放的措施，我们在苏格兰的支持却进一步减少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大选中排在第三位。

    对于我们党采取的这种新政策的忧虑从来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苏格兰保守党议员，包括我的老朋友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他们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后开始大声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建议将威胁而不是巩固联合王国的团结。他们不认为有必要与工党采取同样的战略，更不要说提出更甚于工党的提议。而苏格兰党本身意见也是极不统一，代表基层意见的quot;权力下放quot;反对者和左倾苏格兰党领袖象艾历史·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费金和乔治·杨格等人意见相左。

    这就是我刚坐上党魁的交椅时留给我的摊子。特德把我党尬尴地挂在了这个极其令人痛苦的大钩上，留给我一个棘手的任务：把它解下来，作为一个本能的保守统一党人，我不喜欢quot;权力下放quot;的承诺。但我意识到对这项计划已进行了巨大投资，我已无法立刻改变政策方向。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会有很多人辞职，这是我无法承受的，暂时我只得接受现状。

    我让威利·怀特洛领导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政策小组。在影子内阁内，我们及时讨论了威利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直接选举的议会的提议，井同意他们实行比例代表制，但我们没有承诺采取这一制度不少主张权力下放的保守党人想要实行比例代表制，他们害怕在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苏格兰取得胜利，他们似乎并不厌恶将来在南部或北部实行政治联盟制度，对此，我并不为之所动。

    １９７５年５月，在丹迪召开的苏格兰党大会上，我尽可能简短地重复了对其建立直接选举产生议会的承诺。与参加会议的人进行谈话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有一些苏格兰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的领袖们意见极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兰保守党议员们开始对苏格兰权力下放表示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对联合王国的团结有不利影响，此外，他们的疑问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础：如果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