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有自己的议会又同时留有现在的（众多的）议席份额的话，它将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拥有过多的代表。另外，工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因有异议而相持不下，显然quot;权力下放quot;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个有利于使政府为难的课题。我和后座议员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们和我有同样的顾虑。这更加剧了我的忧虑。到１９７５年底，后座议员们持强烈反对quot;权力下放quot;的立场。此时，亚历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马尔科姆·里弗坎德更加脱离实际，竟想出了设立独立的苏格兰行政机构这一主意。这进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议，把我们带到了工党的策略范围中去。

    政府提议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直接选举议会的白皮书于１１月出台。但影子内阁对此应如何反应，意见极不相同。在准备１９７６年１月进行的关于白皮书的辩论时，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尔摩要求在我们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党对苏格兰议会的承诺，而反对quot;权力下放quot;的人则争论说，如果我们不再重述这个承诺，工党内反对quot;权力下放quot;的人的弃权可能会使我们胜利。我暂时听从了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见。

    争论在１９７６年继续进行。朱利安·艾默里和莫里斯·麦克米伦显示出他们是保守党阵营反对quot;权力下放quot;的有力领袖。威利设计出一项希望全党能团结在其周围的方案，５月份在琅思召开的苏格兰党会议上我使用了该方案。我们重申对直接选举苏格兰议会的支持但又表明我们反对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书为基础的计划。为了加重语气，我补充道：quot;我不能支持这样一个苏格兰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支持成立这样一个议会——如果我们认为它可能使联合王国陷入危险境地的话。quot;在珀思的这场演说听众反响良好，但它显然解决不了党内纠纷。

    我开始坚定我们的反对派立场，在１１月份，当该法案公布时，我与二位宪法律师——伯明翰的扬德里教授——共进晚餐，讨论其中的细节。我也见了宪法学者内维尔·约翰逊多次。我听得越多，越仔细地阅读这项法案，就越觉得它对联合王国是危险的。它带来的是官僚主义和无休止的争吵，而指望它能抚慰那些想要独立的苏格兰人则越来越不可能了。再者，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我党私下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证实了我对quot;权力下放quot;问题对选举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怀疑。苏格兰人的意见四分五裂：政府的quot;权力下放quot;计划只获得了２２％的支持——比我们党的主张所获支持（２６％）少，甚至比quot;不进行任何变革quot;（２３％）都少。只有１４％的人赞成独立。一项深远的宪法变革需要比这多得多的公众支持。

    在１９７６年１１-１２月问，该法案即将在议会进行二读（辩论是否采纳该法案）。影子内阁为此进行了４次辩论，讨论是否要发出一个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法案。我们的态度再也不能不明朗了。不仅我们后座议员中的绝大多数，影子内阁的部长们也大都不赞成quot;权力下放quot;，至少不赞成任何与quot;白皮书quot;观点类似的做法。但在quot;权力下放quot;的支持者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条：他们认为这是唯一阻止苏格兰独立的办法，甚至一些极不喜欢quot;权力下放quot;措施的人也行事谨慎，惟恐给人以反苏格兰或超越了苏格兰保守党领袖的印象。但直到最后，在一场１２月２日星期四凌晨结束的马拉松式长会上，我们决定——有很注目的少数人持异议，包括艾历克·布坎南-史密斯一发出要求保守党议员出席议会辩论的紧急通知来投票反对这项议案。

    我根本就不幻想我们这么做会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