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共产主义这一边的人——来说，关于人权的承诺可能会被视为天花乱坠的词藻而不是必须加以严格监察的明确条件。所以我特别提到：

    我们必须为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而努力，但是在我们同东方集团的谈判中我们决不能把言词或姿态当作真正的缓和接受下来。除非苏联领导人表明他们固有的态度确实正在开始变化，否则来自首脑会议滔滔不绝的言词将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烈支持那些欧洲与美国发言人的原因，）他们坚持认为，除非在人员和思想自由交流方面至少看到了一些进步，否则在走向稳固和平的道路上是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进展的。

    对于这个讲话的反应证实了我是个不合群的女人。赫尔辛基协议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我能够想像得到那些聪明人物对我的冲动和轻率会大摇其头。雷吉·莫德林立即来到福拉德街见我，对我未与他商议就发表这样一篇讲话感到气愤，他不同意讲话的内容。我没有让步。确实，勃列日涅夫先生对赫尔辛基会议所获成就的明显满意使我确信我还要谈论这个主题：他把它描述为quot;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结局的一个必要总结quot;。换句话说他把它——也许还完全包括关于除了quot;用和平手段和用协议quot;外不得改变欧洲边界的承诺——看作是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使之合法化。他们是在战争结束时用武力和欺骗得到东欧的。

    如今人们以赞许的眼光来看待１９７５年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因为苏联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利用该会议的协议条款作为他们同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的纲领。而且事实上，通过使人权成为一种条约义务而不再是国内立法，给持不同政见者们提供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杠杆。然而，如果没有继之而来的西方、尤其是美国重下决心和加强防务，他们的勇气几乎会是无足轻重的。这些做法阻止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在此之前的扩张使他们在心理上感到进行扩张是历史的必然。扩张使他们获得了关于他们的历史必然性的心理威力。这个钳形运动——重新获得活力的西方和持不同政见者们——不只是抵销了苏联人从赫尔辛基会议得到的好处，即其合法性得到增加，得到西方更多的承认。没有这个运动，赫尔辛基会议只不过是走向失败道路上的又一步骤而已。

    我发表赫尔辛基讲话之后，没有收到访苏的邀请。这并不出人意料。如果在野党领袖是另外一个人，则可能会收到这类邀请。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加深我对在实践中的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因而，当有人邀请我去访问罗马尼亚时我接受了。我对这个国家早已有所了解，这是在我任教育大臣时获得的。有件事看来似乎不大可能，这时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定期的英国-罗马尼亚教育研讨会，每年一次，轮流在布加勒斯特和剑桥举行。我的罗马尼亚交流伙伴是米尔西亚·马利塔，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其他quot;文化界quot;大事一样，这些研讨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与外交目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我认为我对罗马尼亚本身的文化财富是没有怀疑的——不只是布加勒斯特，它以quot;巴尔干半岛的巴黎quot;知名（那时还没有受到齐奥塞斯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妄自尊大的建筑计划的晚期蹂躏），而且还有闪闪发光色彩鲜明的布科维纳修道院教堂，我在１９７１年９月参观过。不足为奇的是，罗马尼亚人在我成为反对党领袖后急于继续对我进行教化，而这暂时也符合我的目的。

    我于１９７５年９月初第二次访问罗马尼亚，这时它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继承其前任格奥尔基·德治（早已声名狼藉）的衣钵，已经为罗马尼亚规划了一条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的独立的道路；例如，１９６８年他访问布拉格，带着明显的诚意表示了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