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改革运动的支持并激烈谴责俄国对它的镇压。当时我也持有西方一般看法，认为应该给予罗马尼亚谨慎的支持，希望它的榜样可能导致苏联控制的东欧内部进一步发生分裂。实际上，齐奥塞斯库正在耍弄一种残酷无情的花招，在任何时刻只要认为合适，种族紧张关系（与匈牙利）、东西方竞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之间）和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竞争（在苏联和中国之间）都被加以利用。

    在我于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５年两次同齐奥塞斯库谈话之间他已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虽然他在１９６５年已经成为实际领导人，但是直到１９７４年他才集党的领袖以及国家与政府首脑的职责于一身。从这时起他就更加无所约束地沉迷于他的政治幻想中了。我们西方人没有充分了解的是，齐奥塞斯库既是斯大林主义的返祖，而且采用了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又是更加传统的巴尔干半岛专制主义的返租，他的家庭的发迹和财富与权力的炫耀是后者本质的饰物。在我看来，齐奥塞斯库本人从来不是什么非凡人物，他是个冷淡而缺乏风趣的人，口中喷吐出一连串的统计数字，举止做作、拘泥于形式。我们讨论了苏联威胁问题，他还向我长篇大论他讲述了罗马尼亚经济取得的惊人成就，这些内容后来又忠实地反映在向导、外交官和工厂经理的介绍中。他对于quot;投资quot;水平尤其引以为豪，把它看作一份国民收入，这一点肯定使西方国家相形见继。当然，实际上，误导的投资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罗马尼亚受到的错误引导甚于其他国家，它的人民，除了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之外，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还被带着参观了一个专攻聚合物研究的科学研究所。我的向导不是别人而正是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她早已开始沉迷于个人的幻想世界，其荒谬程度可与她的丈夫媲美，只是对人类的后果不同而已：她决意要在聚合物的工作方面赢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来的情况表明，她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聚合物，什么是多边形。但是由于有翻译和冗长讲话的防御工事，她的表演相当好。

    然而，在其他方面罗马尼亚的确显示了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更多的特征。我参观了一个工厂并从负责人那里——我推测他们是管理部门人员——听到了一连串的谈公司的成就。我说，quot;这很有意思，但我能同这里的工会领袖们谈话吗？也许他们可能要补充说几句。quot;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惊讶的神色。quot;那就是我们！quot;他们回答说。工厂的工人个人——或者实际上是该工厂正在向他们的房子上空冒着一阵阵浓浓褐烟的左邻右舍——可能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是另一回事。因为如同在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那样，罗马尼亚的工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产业性的机构。

    稍过一会儿我同罗马尼亚quot;议会quot;议员们共进晚餐。有人向我说明，要参加议会竞选，必须先成为某个经过批准的、即可靠的共产主义的工会会员。他们给我看了大约有３５个这种机构的名单。我往下看时，quot;养蜂人工会quot;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机会是不可抗拒的。我以严肃的方式开始向他们提出问题。养蜂人集团在议会中的力量有多大？其领导人是谁？派别情况如何？有没有一个反养蜂人派别？那天晚上悄悄地过去了，比平常要快些。

    对我一个最后的实用教训是要设想老是有人在偷听你的话，这是任何访问东方集团的西方政治家或商人都被充分告知要尽快记住的事情。这对像我这样在这个国家只停留几天的人来说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

    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早已以一种先进的形式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对我和我的随行人员来说，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不是悲剧。在英国大使馆早就有人告诉过我，我们的一位外交官急于为他的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