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受到严格控制的警察国家。罗马尼亚式的窃听在我所居住的官方宾馆中显然是蔚然成风。在我们抵达时，戈登·里斯和我上楼到我们的房间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发现他的浴室中没有毛巾，就来敲我的房门要求借用一抉。我刚走去拿毛巾，一名女仆就勿忙跑来把毛巾拿给他。

    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人会发现他们客人的私下谈话更有意思。叙利亚人没有预先通知就邀请我第二天去参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秘密会见。我不打算同意这样做。我根本不想正式会见他们，更不用说是秘密会见，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但我同意、实际是欢迎有机会去参观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他们就安排带我去大马士革远郊区的一处难民营。

    第二天，我们乘车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不平的路到库内特拉去，这是戈兰高地叙利亚一边的最后一个城镇。它在１９７４年以色列军队撤退时遭到了破坏。甚至据说那里有一些墓地也遭亵读，整个城镇现在成了展示犹太复国主义罪行的陈列柜。我被告知那里现在只有一个居民，是个老太太，她拒绝离去并在整个占领期间都住在那里。可以想像，我在四处走动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们在返回大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停下来。quot;难民营quot;原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使用不当的名称。这是一个有着道路、帐蓬、社交活动厅、商店、医院和学校的庞大的居民点。我被领着看了一所学校，那里的孩子们聚集在一个大厅内，由一位女教师非常严肃他讲课。我想像这是某种祈祷集会，便问我的向导那位妇女在讲什么。回答是：quot;她在提醒这些孩子们说，他们有幸来到这所学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双亲中至少有一个已被犹太人杀害。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所学校取名为quot;烈士学校quot;。

    那天晚上在我回来后在总统的舒适但又朴素的住宅里同他共进晚餐。他显然具有高度的智慧，而且具有明确的目标。虽然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但几乎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我们谈论了阿拉伯国家打算提出一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在我看来，为了认真负责地制订这项决议而不至于招来美国否决的话，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是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总统在这件事情上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由于叙利亚总的立场是反对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那么否决一项非常亲巴勒斯坦的决议比通过一项不太亲巴勒斯坦的决议可能使他感到更加高兴。总之，很明显，那时他真正全神贯注的是黎巴嫩内战，因为他一再坚持说叙利亚永远也不会容忍黎巴嫩被瓜分。几个月以后当叙利亚军队以武力在那里进行干预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奇怪的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某种互相尊重的关系。他和我一起走到花园大门那里并且开玩笑地问道，我是否被来自附近清真寺的祷告时间报告人很早就叫醒了。我说，quot;不，我起床比毛拉们要早。quot;

    我在埃及和叙利亚两国曾经试图成为完美的外交家，但是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我提出的问题使我觉得我需要更直率些。阿拉伯记者团的成员追问我英国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态度，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承认它。由于刚刚参观过难民营，我陈述了上述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但是我痛谴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并且说，除非是以法律而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否则你就不可能获得国家之间的和平。他们对此表示异议。这又激起了我的情绪，我提醒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是得益于某种法治的话，他们就没有提问的自由。我还说我根本不同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决议，该决议把犹太复国主义描绘成为一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一名新闻记者尖锐地提醒我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集团也从事过恐怖主义行动。我是完全了解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