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年龄的英国人都记得非常清楚，在１９４７年７月有两名来自利物浦的陆军中士被伊尔根绞死，他们的尸体还被用来设置圈套。但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动不能证明另外一种恐怖主义行动是对的。当时有些人认为这种直率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失言。这对我无关紧要，因为我非常重视原则。实际上，这不久就对我很有好处。

    ３月间我第三次去以色列访问。我早些时候的会见之一是同前总理果尔达·梅厄的会见，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在位。我对她怀有极大的尊敬，而且也许作为政界的另一名妇女，我特别理解强硬与温柔这个奇怪的混合物，它使她有时表现得像慈母一般，有时则又很威严。她对于和平的前景极度悲观，并且对叙利亚人特别担心。她说我在大马上革批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讲话很勇敢并热烈地祝贺我。她也强烈地赞同我关于苏联威胁的讲话，她讨好地把这个讲话同索尔仁尼琴的言论联系起来。在她看来西方远非足够强硬。

    我发现我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评论已对我与之谈话的其他以色列政治家产生了类似的印象。这时和在以后作为首相的访问中，我在谴责恐怖主义方面没有退缩不前，我一贯维护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权利。这些事实允许我坦诚地、然而是作为一个朋友对以色列人说话。在我同梅厄夫人以及后来同外交部长伊加勒·阿隆、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和总理伊扎克·拉宾的讨论中，我传达了我从埃及和叙利亚那里得到的印象，即阿拉伯领导人现在正在沿着可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路线思考问题。我还试图说服我的东道主们不仅要考虑以色列的安全——我完全认识到这必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而且还要考虑同温和的阿拉伯政权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长远需要。但是我与之交谈的政治家们一般都很悲观，尤其是拉宾总理，他们此时似乎不理解阿拉伯人民希望看到巴勒斯但人享有正义，处理这个问题会遇到困难。

    然而，一如既往，我发现在以色列有许多值得钦佩的事物——在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奉行民主，人们准备为他们的国家作出牺牲，并把从美国和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那里得到的巨额款项用来投人生产：他们确实已使沙漠繁花似锦。然而，有一种对我永远没有吸引力的机构，那就是吉布兹民我参观过一个靠近戈兰高地的吉布兹，在那里吃了午餐。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吉布兹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学理论问题。然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相当使人泄气和不自然的集体主义社会试验。我钦佩选择这样一种生活的人们，但永远也不会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的女儿卡罗尔却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具有某些左翼倾向的十几岁的少女，她曾告诉丹尼斯和我说，她想在一个吉布兹中消磨一段时间。我们很关心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看起来合适的吉布兹，最后也就同意了。那里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条件也不完备。卡罗尔的任务之一是给小鸡注射预防针。她把它们从一个箱子内取出来，给它们打针，然后把它们扔进另一个箱子。不幸的是，不时会有一架战斗机轰呜而过，小鸡们就会跳起来，最后就会混在一起。卡罗尔回来后对农场劳工的工作的看法并不那么浪漫。此外，如同丹尼斯后来对我说的，她可能一直不太善于给小鸡注射预防针，但是她肯定被注射了预防社会主义的针。

    我由一位以色列将军——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位教授——带着上了戈兰高地。他的见解温和而又稳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个适当的时刻他告诉我说，我们站立的地方并非是以色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托管直到产生一项保障安全的解决办法那一天。他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看到我在狂袭山岳的冷风中发抖，他把他的护身短上衣递给我。我就穿着这件衣服被人拍了照并且招致了叙利亚人的狂怒和反对。因此我对中东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