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重大出击在该地区充满误解的气氛中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的中东之行是在１９７３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由美国当中间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解决方案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进行的。虽然戴维营协议最终未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但协议对主要参与者——吉米·卡特，梅纳切姆·贝京和安瓦尔·萨达特——来说是值得称颂的。在我成为首相时，协议似乎仍然是取得进展的最佳基础。然而，实际上，武装的，野心勃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主要由伊朗资助并以伊朗为中心）必将打乱所有这些设想。

    我是伊朗国王还在执政时访问伊朗的最后西方高级政治家之一。那里的麻烦早就开始了。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塔布里兹发生了反对伊朗国王西方化改革计划的暴乱，毛拉们称改革计划是对伊斯兰教的邪恶攻击，而且，哎呀，平民百姓的感受则往往是强迫破坏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于骚乱频繁，卡特政府对伊朗国王的态度摇摆不定。有时，它向国王提供援助，把他看作是西方影响在世界战略重地的堡垒；有时则又斥责他的人权记录并要求他实行开明的改革。这个劝告忘记的事情被伊朗国王本人很好地总结了出来：quot;我将像瑞典国玉那样处世，如果我的臣民也像瑞典人那样为人的活。quot;不论怎样，卡特政府的反复无常只是挖了伊朗国王的墙角而鼓励了他的反对者——美国在中东的潜在同盟者对这一点是不会看不到的。

    至于我，我并不怀疑伊朗对于西方的战略重要性。此外，虽然按照多数定义，伊朗只处于中东的边缘，但是如同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的那样，它在这个地区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总之，我很钦佩伊朗国王个人，并且相信他按照西方的路子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最终结果会是正确的。回想起来，我能认识到，这项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采取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并要考虑到他的人民的风俗与习惯，这与退回到原教旨主义和中世纪经济相比肯定是更为可取的，后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准。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该政权不得不在国外进行政治的与宗教的冒险主义活动。

    然而，当我于４月２８日星期五晚上抵达德黑兰受到我国驻该国大使托尼·帕森斯的迎接时，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我发现伊朗在表面上是个忙忙碌碌的、繁荣的、西方式的国家。拥挤的街道上行驶着许许多多新汽车。商店向符合现代潮流的衣著华丽的妇女出售奢侈物品。此外，这个消费社会不只是靠石油支持，而且靠新的工业投资来支持，在我参观的极为现代化的伊朗国家汽车制造厂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托尼向我简要介绍了形势。他不仅同伊朗国王的个人关系很好，而且他对该国各地发生的情况也了如指掌。这个时候人们公认，对伊朗国玉强烈亲西方的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党支持的反对派伊朗共产党（图德）。从伊朗国王公开发表的声明来判断，甚至他本人似乎也相信这一点。但是托尼·帕森斯已经看出毛拉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也是一种威胁。这结果证明是大正确了。然而，托尼是非常坦率的，他后来描述此事时承认他曾以为军队将能掌握局面。结果证明是大错特锗了。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伊朗国王的地位会瓦解得这么快。

    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宫受到司法部长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接见。胡韦达是位文质彬彬的显赫人物，我从电视上看到他后来在一次装模作样的审判后被阿亚图拉的政权处死了。

    当我会见伊朗国王时，他一开始就对刚刚在阿富汗发生共产党支持的政变表示关注：他说他曾预计最终会发生这类政变，但比他设想的早了１０年。他反复谈到伊朗处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线。他没有流露出他对摇摆不定的西方支持者们有什么怨恨，虽然他有理由怀有这种感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