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都需要它们的合作。基思·约塞夫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集体敲诈违反人权，他坚决反对。吉姆和基思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公开地反映在关于格伦威克纠纷的斯卡曼报告中，使这个问题全部公开于众。前边我曾写到这件事给我在美国访问时带来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基思对斯卡曼勋爵的批评过于尖锐，尽管斯卡曼报告只不过是一个司法文件，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吉姆是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而不是基思。我要么解雇吉姆，要么调动他（我需要吉姆，二者都不可行），要么就要迁就他的思路。

    我正是这么做的。回想起来吉姆和我是错误的，基思是正确的。整个事件表明，我们非常注意不去改变有关产业关系的立法，尽管在正常情况下这也许是合理的，但在危机情况下就显得软弱无力，无济于事。我部分地支持了吉姆，因为实行强硬政策的气候还没有成熟。在影子内阁中，我的大多数同事还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久就需要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了。进行全面考虑后，我又回到举行全民公决的想法。从非洲回来后我知道，当接受电视台的布赖恩·沃尔登采访时，我会受到追问，如果面临工会的全面对抗，保守党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那次采访是他初次作为节目主持人登台亮相，主持quot;世界周未quot;这个节目。我必须准备一个有说服力的口答，而且，这个问题在影子内阁内不管进行多少讨论都没有希望达成一致认识。因此我在节目中辩论道，尽管这种对抗可能不会发生，但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决。这个建议得到新闻界很好的反应，得到党内两翼的公开支持。这一点甚为重要，当时在谣传着党的分裂和冲突（吉姆预料在保守党年会上关于quot;封闭式工厂quot;问题可能会颇费周折，也许这一预料是有益的）。我成立了以尼克·爱德华为首的党的委员会就公决及其作用问题提出报告。当然，尽管进行公决的建议为我们赢得了非常重要的时机，但其本身并不是对工会权力问题的回答。假设我们在公决中获胜，这表明普通公众支持政府对好斗分子采取措施，仍有必要制定措施削弱工会权力。但迄今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采取什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