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会通过谈判为经济货币联盟制订另一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当较穷的国家看到根据反映它们经济情况的货币将会失去竞争能力时，德国与法国最后可能会支持它们坚持要求得到的所有地区补购。我也曾想到，在谈判中可以利用德国人的担心，因为他们害怕在转向单一货币而逐渐放弃德国马克后会削弱他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共同体的伙伴们在令它们三思的严酷的现实面前急刹车，首先，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我们的否决权，并且要使对方知道我们准备这样做。如果当时真的使用了这一策略，事态会如何发展，现在当然无法说清。但尽管会有歇斯底里的咒语，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担心我们会被quot;孤立quot;。我们可以根据当时条约的安排，继续从单一市场受益，当然同时得容忍共同农业政策以及欧洲法院的侵袭。只是在保守党惊慌失措的议员们的胡思乱想中才存在着彻底垮台的事。

    至于约翰·梅杰的方法，其问题在于，虽然它开始时赢得了喝彩，但基本问题却未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不再去为我们关于共同体的另一种想法去争取支持，而去附和一个并不适合我们的、新的欧洲框架，同时又得依靠一些特别例外权，而这些例外权最终又要有赖于其目的与我们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们与机构的良愿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由于我们接受了有关这一联盟未来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一做法的改变的确使我们的地位恶化了。例如，由于接受了条款Ａ和条款Ｂ中确定的总的目标，就使得英国今后更难以为自己对欧洲的看法提出异议。

    后来表明，英国通过谈判成功地取得了两项特别的例外权。第一项同意英国可以不遵守《社会宪章》中有关工作地点与工会权的规定；第二项允许我们不加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也即最终阶段。政府抵制了社会方面的条款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们会增加工商企业的费用、减少灵活性与竞争性，并且破坏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例外权仅与新条款有关，而不涉及经过《单一欧洲文件》修改过的《罗马条约》中的其他社会政策指令。这仍然能使德国和法国通过后门将它们高的社会成本强加在英国头上。１９９３年６月的quot;工作时间quot;指令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它规定每周最多可工作４８小时，这的确成为了一个具有考验性的案例。它作为quot;健康与安全quot;措施被列入第１１８ａ条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数票通过才能生效。英国政府向欧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不管是有关产假或是有关非全日制就业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来。所有这些措施只有一个主要结果——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也可能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即减少了英国工业的灵活性与竞争能力，使我们与欧洲一致。

    此外，由于我们的社会成本低，毫无疑问，特别是法国人，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把投资和工作机会转向英国。例如，当胡佛-欧洲公司的总裁解释说，由于苏格兰的整个报酬费用比法国要低３７％，因此，决定把真空吸尘器的生产从第戎转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时，这时，法国人感到愤慨。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法律所要求的社会福利费用是高的。当英国政策认为有必要将条例规定的负担和企业的费用保持在低水平时，法国斥之为quot;社会倾销quot;。在此情况下，它将继续施加和增加压力，要英国接受会危及其企业的条例。

    同样，货币联盟方面的例外权更不起眼。它仅给予我们退出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权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阶段。在实践中，头两个阶段对英国经济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这还可以辩论，虽然无论怎么看，它都是大的。此外还要求成员国quot;把它们的经济政策看做是共同关心的事情quot;。有关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要由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