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马斯特里赫特的经济和政治愿望不能令人置信，由于保守党议员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一个在工作中享有微弱但是足够多数的政府也因危机四伏几乎不止一次地被迫举行大选。自从１９９３年夏季马斯特里赫特法案成为法律后，试图又以欧洲怀疑论这一虚夸不实之词弥合分歧。麻烦是，不实之辞是不够的。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比马斯特里赫特更加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更加高明的行动计划。

    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起始点是要诚实和客观地估量我们的谈判实力与弱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错觉，认为在欧洲我们quot;正在赢得这场辩论quot;。一边说赞同伙伴们的目标，一边又试图改变这些目标，这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无论怎么说，在欧洲共同体作出决策时，辩论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当法国、德国和足够数量的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仍然要坚决推行联邦主义时，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企图阐述另一种方案的优点是浪费口舌。这种情况未必能永远持续下去。但要认为从这时起到１９９６年期间这一对比会有改变，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同样需要吸取教训。自从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我们看到在欧洲其他政府支持下，欧洲一些机构对文本的解释与我们所接受的不一样。从罗马条约中的quot;更加紧密的联盟quot;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巴黎欧洲理事会上所批准的正式目标quot;经济货币联盟quot;到《单一欧洲文件》——该《文件》完全为了推行单一市场这一目的而制订了新的多数票表决条款，欧洲委员会可利用这一条款来扩大它的管理权限——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认为没有实际含意的一些含糊的宣言，后来被用来证明有理由把共同体的权力扩大到国家生活中的新的领域。因此，在马斯特里赫特谈判中，在判断是否可以在言辞上对联邦主义进一步作出让步这个问题上，如果此后这些让步在某种程度上被利用了或甚至被曲解了，我们无法为自己的幼稚找到借口。此外，即使没有马斯特里赫特，如果要抵挡这一不受欢迎的势头，也有必要对早期协定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甚至是罗马条约。

    这与欧洲法院的活动尤其有关。７０年代初，我们当中的大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件事时对主权问题考虑不够。自然，在使用quot;共用主权quot;这一短语时，在知识方面存在着根本混乱，就像诺埃尔·马尔科姆所说的，未能quot;区分权力与职权quot;。

    除此之外，当时还不了解欧洲法院的实质以及英国法律与共同体法律之间将会出现的关系。共同体法律是通过成员国的法院直接执行的，如果发生了冲突，成员国的法院必须把按照欧洲法院解释的共同体法律置于本国法律之上。这表现在法克托姆案件。当时西班牙渔民找到了一个法律漏洞，从而能在英国注册他们的船只，并且利用英国的捕鱼配额。他们在上述案件中对英国提出了诉讼，阻挠了共同渔业政策意图的实现。１９８８年议会通过了《商船航运法》，堵住了这个漏洞。但后来他们起诉英国政府，在将这一案件提交欧洲法院后，英国法院只好暂时停止实施并最终撤销了《商船航运法》。

    在法律上出现的这一情况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欧洲法院对条约和共同体法律的解释远不是公正的。它毫不隐讳地自称是主张欧洲一体化的一支力量。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扩大共同体机构权力的机会更大。首先，要由欧洲法院对首相在社会宪章导货币联盟中为英国取得的例外权作出决定。它过去的态度与活动难以令人放心。

    可是，尽管面临所有这些困难，英国有更加重要的谈判实力，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地利用这些实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贸易地位和机会。我们与共同体的贸易一直是逆差。这件事本身倒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