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不对。但它表明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与我们继续进行贸易有明显的好处，所以要恰当地对待言过其实的恐惧心理：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们的意愿，它们将设法割断我们与它们市场的联系。

    此外，在世界贸易和英国全球贸易的机会中，欧洲共同体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并将继续下降。我们的政治家们应该较少地关心欧洲市场，因为这个市场现在也许已经取得了最显著的发展，所以他们应该对远东、拉美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新的机会更加有兴趣。通过对英国海外资产巨大的业务量——１９９３年超过１３，０００亿英镑——的处理，使我们对这方面私营部门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８０％以上是为非欧洲共同体国家持有，而正在兴起的市场，所占份额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我们整个贸易中，与非欧洲共同体国家贸易的份额，特别是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贸易份额正在增长，并将会继续增长。

    此外，由于我们在欧洲共同体内，因此向英国的一些投资无疑会继续下去，但由于欧洲联盟规章的不灵活和社会成本高，因此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投资也会日益增加。由于传统，也由于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优越地位，英国自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不是欧洲大陆的贸易国。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新的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我们得保留降低我们工业费用的权利。这不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欧洲邻国轻易地发生争吵。但它的确表明，我们不要再认为，好像美国的经济前景主要依靠于证明我们是quot;好的欧洲人quot;。

    第二，要认识到英国所拥有的非经济力量，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在欧洲谈判中具有特殊的份量。尽管美国与英国政府的关系目前出现了冷淡，但基于我们共同的经验、传统和思想感情，这种quot;特殊的关系quot;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现实。在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前奏阶段，我自己关于英美关系的经验使我确信，无论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是怎样作出估计的，在纱须执行重要任务时，我们都知道美国只能依靠具有全球眼光和愿意维护国际秩序的少数几个享有声誉的国家。这主要是指我们自己和法国人。法国人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表现出色，但一般对美国所领导的事业抱有怀疑。英美关系本身自然与英语是２１世纪的语言这一无可质疑的优势紧密相关。因此，从战略上考虑，欧洲大陆精明的政治家有理由希望与我们保持相互满意的、至少是可以令人容忍的关系。

    最后，我们的伙伴们不应该以为我们最后总想签一个协议。虽然我们更情愿合作，但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充分准备有人会很不合作。如果有人企图迫使我们进一步走向联邦主义，或者，如果我们要求修改对我们不利的现有安排受到忽视，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我们的否决权，坚决利用根据现有条约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不合作的渠道。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时刻，即戴高乐主义的斗篷可能会很合身地披在盎克鲁-撒克逊人的肩上。

    在一系列欧洲理事会上，同样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我最后一次参加的罗马理事会上，为维护英国利益进行的多年斗争告诫我、不要相信在１９９６年取得成果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用说是件容易的事。此前，将会有来自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施加的压力，１９９４年９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关于成立一个致力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quot;核心力量quot;的建议，表明缓和进程已经开始。虽然，正如我要建议的，肯定不应当立即抛弃quot;两层quot;欧洲的概念。在复杂的谈判中，重要的是要将策略与强硬结合起来，为英国取得最好的结果。但是，即使在现阶段，重要的是要详细说明这一结果将会是什么。

    除了极少数坚定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外，人们都认识到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利弊各半。当时，当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