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和其他长期性福利与物价而不是与收入挂钩，以及按比例缩减与国家收入有关的养老金计划，英国的情况已经比没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其他欧洲国家好，如表所示（见下表）：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将得到的潜在好处会变得更大。一般说来，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趋势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数较少的劳动力养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长的上了年纪的人。这就得大量增加税收。蒂姆·康登教授认为，由于这些趋势，quot;９０年代后期，联合王国的税收负担可能比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少１５％至２０％。较低的税收，再加上企业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气氛，这将增强英国作为外界向欧洲投资的主要场所这一地位。

    目前和计划中的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支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德国４９．４％４８．９％４８．６％４７．２％法国５４．８％５５．３％５４．３％５３．４％意大利５６．２％５６．ｏ％５５．１％５４．ｏ％丹麦６３．１％６２．８％６１．９％６０．９％瑞典７１．８％６７．４％６７．３％６６．６％美国３４．５％３３．６％３３．６％３３．７％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展望》，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附表１９９４-９６年的数字是预测数字。

    ８０年代我们经济战略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促进私营企业和私有制。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我想打破国家现状的平衡；在这方面，私有化能起关键性的作用，１９７９年，只有航空与航天工业和造船工业作出了非国有化的明确保证，此外出售了国家货运公司的股票。但是我们的胆子变大了，我们边干边学。一个个国有企业的财政情况好转了，在经济气候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已作好了私有化的准备。到１９８３年大选时，准备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名单已经增加，它包括英国电讯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罗尔斯·罗埃斯汽车公司、部分英国钢铁厂、英国的莱兰汽车公司和飞机场。继英国电讯公司之后，对具有不同结构和不同管理体制的煤气、水、电等其他公用事业也实行了私有化。在我离职时，工业中的国有部分已减少了６０％。主要是伴随着私有化而推行的更加广泛的股权制计划，使大约１／４的人拥有了股份。我试图重建一个自由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鼓励建立一个拥有资本的社会。我感到在实现这两个日标方面我已经走得很远，甚至比我期望的走得还要远。

    最后，还有一个广泛的结构改革计划——自然，削减边际税率和私有化也是它的一部分——以使市场运转得更加有效，即所谓的quot;供应经济学政策的革命quot;。从１９８０年起，我们实行了quot;逐步quot;的工会改革计划，其中，减少了工会豁免权的１９８２年《就业法》是至关重要的，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矿工罢工的结局有效地巩固了新秩序，即就业要依靠满意的顾客而不是使用集体力量去勒索补贴。劳资关系有了相应的改善。在我最后担任首相的１９９０年，产业停工数是１９３５年以来最低的。诺曼·福勒１９８８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对工会改革作了补充，通过减少所谓的quot;贫困圈套quot;使工作更有意义。工资委员会过去的工作是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类标准导致了人们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后来对这种委员会进行了改革，不再为２１岁以下的青年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后来又取消了这类委员会。当我开始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主张制定收入政策的人与主张quot;自由集体谈判quot;人们之间进行的大辩论。在我任期结束时，已经取消了收入政策及其所有累赘的曲解。而且工资谈判也远不是quot;集体的quot;。加入工会的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从５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