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两种结果：它们不再是低工资竞争；它们将日益成为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将再一次为所有人带来好处。

    诚然，即使西方国家绝对来说会繁荣，但相对来说，它可能认还存在着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已受到了低成本竞争的危害，因而需要劳动市场有更大的灵活性，有方向对头的培训和再培训计划，以及按照目前家庭信贷规定给予生活最贫穷的家庭有目的的帮助。

    人们必然还会问：为什么所谓的有利贸易与无利贸易之间的分界线应当与欧洲联盟的外部边界相一致。在欧洲联盟内部，各国的发展、潜力和人工成本都有很大差别。詹姆斯爵士论点的逻辑结论是要实行全国的或甚至区域性的和分区的关税率，但正是因为当时取消了对贸易的这些障碍因而才为产业革命——我们的繁荣原先就建筑在它的基础之上一创造了条件。关税率和限额还有其他不良后果。正如布赖恩·欣德利所指出的，它们通过提高汇率对出口工业进行了歧视。它们有引起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的危险。它们还有助于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以致到了某一时刻，一个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的、贫穷的（但军事上是强大的）国家会认为值得使用武力打进市场。

    我欢迎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介入对欧洲前途的辩论，也同意他对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支持，但我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然准备让欧洲联盟的中央机构在贸易和工业政策上有这么多权力。有关要保护或不保护哪些工业的决定，这正是政治家和官员们必须要对它们严格负有责任的一些决定。这类歧视性的政策鼓励了庇护、腐败和滥用职权。詹姆斯对联邦主义者抱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他们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些政策，而这些人有长期失败的记录。所以我不同意。但詹姆斯爵士迫使我和其他保守的、quot;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在共产主义以后的全球经济发生巨变的情况下重新审查我们的论点。

    本世纪目睹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试验。人们以各种方式试验了中央控制的模式，从各种名目的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直到无意识形态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总体主义。也试验了权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８０年代英国和美国的模式。现在可以制订的本世纪的决算表传递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信息：无论是从政治、社会来判断，还是从经济判断，集体主义制度都失败了。对比之下，执行正统的自由原则已将一些国家和大洲的情况变好了。

    自然，可悲的是这一巨大的试验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国家垄断和中央管制经济最终永远不能调动人的才能和精力。它们类似的、较温和的强制性手段也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人们相信现在已经充分吸取了这些教训，人类今后将会避免这些可怕的错误，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将要牢固地坚持经验已经表明是有效的那些原则，那将太好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所提醒我们的：

    自人类诞生之时起是这样，将来也会一样——

    自社会开始进化以来，只有四件事情可以肯定：

    狗不厌食，猪不厌圈，愚人被火烧的手指扎上绷带，又颤动着伸回到火里去；

    在这一切过后，一个华丽的新世界耀然而出，这时人们的生存都得到了报偿，而没有人为他的罪恶付出代价，就像水注定沾湿我们的身体，就像火注定要燃烧，带着恐怖与杀戮，习字簿标题的诸神又卷土重来！

    拉迪亚德·基普林：《习字簿标题上的诸神》

    （１９１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