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以《公》、《穀》所说为近是，它是孔子“正名”主义的书；后来你做北大《国学季刊宣言》，对于清儒治《春秋》而回到《公羊》的路上，认为太“陋”了，并且和治《易》回到“方士”的路上为同等之讥评。我对于你这个论调，可以作两种解释：（一）你仍认《春秋》为正名之书，仍以《公》《穀》所言为近是；但对于庄、刘、龚、康诸公的“《春秋》扩大会议派”，动不动说“微言大义”“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这些话觉得太讨厌了，离开真相太远了，所以用一个“陋”字来打倒它。（二）你前后的见解不同了，你后来认为《春秋》只是一部“断烂朝报”，不但没有那些微言大义，并且也不是孔子正名之著作。我这两种解释未知孰是，请你自己告我。

    我现在的意见，是主张你前一说而略有不同。我以为《春秋》确是正名之书，但不见得就是孔子的笔削（孔子一生，我以为是并没有著过书），大概是荀子一派喜欢“隆礼”“正名”的人们干的把戏，作《公羊传》者当是此笔削《春秋》者的数传弟子之类。《公羊》所言已有些“扩大会议”的意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说越不可究诘了。至于清代的先生们，则离题更远，甘脆一句话，他们是“托《春秋》而改制”罢了。我因为觉得《春秋》的称名上确有些奇怪：如整整齐齐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远不变，今证之于《钟鼎款识》，实在觉得没有这么一回事；尤其是楚国，这“楚子”的称呼，恐怕只是儒家的玩意儿罢了。此外如那样的褒扬宋伯姬，也颇可疑。故鄙见以为认《春秋》有尔许微言大义的说法，固然不对；若竟认为是鲁国的“政府公报”的原本，似亦未合。你以为然否？希望赐答为荷。

    弟玄同白十九，十二，十九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