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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管子》
    读《管子》

    其一

    胡适曰:《管子》非管仲所作也。前人多疑其为战国时人所伪托者,其说散见诸书。今摭拾群言,辅以臆说,作《读〈管子〉》。

    《管子·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则书非仲所自作可知。仲之死在周襄王八年(前644),而《形势解》篇称三王五伯,五伯最后死者楚庄(死于定王十六年,当前591),其去仲之死已五十年矣。《小称》篇又称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之亡犹存。吴之亡在周元王四年(前472),去仲之死,已百七十年。《七臣七主》篇称楚王好小腰,及吴王好剑。吴王盖阖庐,死于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去仲之死,可百五十年。好细腰者乃楚灵王,死于景王十六年(前529),去仲尼之死,亦已百余年矣。然则《管子》匪特非管仲所自作,亦非战国以前人所作也。

    此说也,不独证之书中史事而信,即就书中学说言之,其证据乃益确凿不可摧陷。《立政》篇云:“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弭兵之说,春秋时已有所闻,至于兼爱,则墨翟以前,未之闻也。且《立政九败解》篇说兼爱之旨曰:“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疑脱一其字)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此明引《墨子》之事矣(参观《墨子》兼爱诸篇)。又可知是书之作,在《墨子》以后也《立政》篇又攻全生之说。今按《立政九败解》说全生之道,乃大类杨朱之说。墨子之弟子有及见杨朱者,杨朱盖后于墨子云)。

    书中《版法》、《幼官》、《轻重戊己》诸篇,皆阴阳家之言。、《枢言》、《九守》诸篇,论按实立名修名责实,则名家之言。其称法治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此全袭慎子之言,而颠倒之,以欺人耳。其称以有刑至无刑,欲使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以臻不言之教,无为之治。此则纯然韩非所谓“道”也。盖周末学术至于韩非之时,而调和之势已成。韩非者,韩人,承申不害之余绪,又为儒家荀卿之弟子,而兼治老子、慎子之学,于是合儒、老、名、法而成一调和之道家。其时治此调和之学者,当不止韩非一人。著《管子》者,疑即其中一人(或数人),盖与韩非同时,或先后之。观本书篇目次第及行文体势,皆最近《吕览》、《韩非子》,可知也。

    其书托于管仲,而其言则纯然道家之旨,故其书在《汉书·艺文志》列于道家。然其所谓“道”,固不同老子之所谓“道”,乃韩非之徒之所谓“道”,而亦司马谈之所谓“道”也。谈之言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法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此《管子》之所以得列于道家欤!

    其二顷见梁任公先生所著《管子》(《中国六大政治家》之第一编)中有一节云: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仲自作。虽然,《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诸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余已耳!(第4 页)

    胡适曰:梁先生盖持两说:一据《史记》之言,以证《管子》之非全出于后人之依托;一则假令《管子》非仲自作,亦必齐人衍管子绪余者所为。

    梁先生博学多识,素所钦仰。然此两说,则殊非下走所敢苟同。谨贡所疑,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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