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之，展转应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说来更像，遂致信为真史。现在要考那一个人是第一个说的，那许多人是学舌的，看他渐渐的递变之迹。这是这部《古史辨》的基本方法。他用这个方法，下了两年的苦功，然后发表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涵义：（1）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他应用这个方法，得着一些结论：（1）春秋以前的人对于古代还没有悠久的推测。

    （2）后来方才有一个禹。禹先是一个神，逐渐变为人王。

    （3）更后来，才有尧舜。

    （4）尧舜的翁婿关系，舜禹的君臣关系，都是更后来才造成的。

    （5）从战国到西汉，尧舜之前又添上了许多古帝王。先添一个黄帝，又添一个神农，又添一个庖牺，……一直添到盘古。

    这些结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可以成立的。但几千年传统的思想的权威却使一班保守的学者出来反对。南京出来一位刘掞藜先生；连我的家乡，万山之中的乡村，也出来一位胡董人先生。这些人的驳诘却使颉刚格外勤慎地去寻求新证据来坚固他的壁垒。结果便是此书中编的讨论和下编的一部分。这些讨论至今未完。但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他的补《上古考信录》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经”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颉刚近年正在继续做辨证古史的工作，他已有了近百万言的稿本了。他的《古史辨》第二册已约略编成，第三册以下也有了底子。他将来在史学界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他自己说：我在辨证伪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觉心，有极坚强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许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悬着许多待解的问题：我深信这一方面如能容我发展，我自能餍人之心而不但胜人之口。（自序）

    他的结论也许不能完全没有错误；他举的例也许有错的。（例如他说“社祀起于西周”，这句话的错误，他自己在自序里已更正了。又如他自序，页七一，说“阎罗”与尼罗的声音相合，这是大错的。阎罗本为阎摩罗，梵文为Yamaraja；raja 为王，言是Yama 天之王，此为印度古《吠陀》时代的一个天神，本在极乐天上；后来逐渐演变，从慈祥变为惨酷，从最高天掉到地狱里。这与埃及的尼罗河绝无关系）。但他的基本方法是不能推翻的；他的做学问的基本精神是永远不能埋没的。他在本书的首页引罗丹（Rodin）的话道：

    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时候。起初别人也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读颉刚这部书的，不可不领会这种“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

    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一元一角近年以来，研究中国的史学者颇有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