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钱去。他在地图上点了几点，写着，“血！”“血！”说中国只能将血滴给美 国，没有别的。他似乎以为中国全然美国化了，这样东西也问“亚美利加？”那样也问“亚 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问“亚美利加？”我们赶紧说“中国”，“中国”，才 收下了。

    他又问我们什么党。我们三个都不在党；他奇怪极了，指着胸道，“我——博士——共 产党！”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经济学博士——道，“他——博士——共产党！”他喜 欢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饭车去喝。也邀过我们两三次，总说，“同志——啤酒，”一面指 着饭车那方面。我们都谢了。最后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点着道，“我——布尔乔——你们 ——普罗利特利亚特！”他又常指着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罗斯；”指着我们的道， “亚美利加！”（两三天后在另一车上和一个十八岁的俄国工人谈话，一位高丽人给翻译。 这是个天真烂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们粗糙多了，可是比我们贵多了。他露出羡慕的颜 色，但我想起约瑟君的话，倒有些羡慕他们。）他是个和蔼的人，很帮我们的忙。快到莫斯 科时，他一面剥着松子（沿路见俄国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来嗑着，似乎比嗑瓜子 有意思），一面告诉我们他有妻有子，现在家里等着他呢。又指着远处，说他夏天和他们住 在城外，天凉了才搬进城去。下车后他还特地到窗前来和我们扬手作别。他是黑头发，紫脸 膛，绕腮胡根子；他说他现在是一个经济杂志编辑人。

    本该下午两点到莫斯科；误了五点钟，到时天已全黑了。去波兰的车就要开；满心想看 看莫斯科，却只见一片黑夜，我只得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兰换车上巴 黎去。晚上到饭车吃饭，侍者穿着小礼服，鞠着躬和客人说话，客人也大都换上整齐的衣服 端端正正坐着，与俄国饭车空气大不相同。我渐渐有些拘束起来了。

    弟自清，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