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肃

    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他们说古文是死了。旧戏陈腐，简单，幼稚，嘈杂，不真切， 武场更只是杂耍，不是戏。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不严肃，文明戏 更是不顾一切的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白话总算打倒了古文，虽然还有些肃清的工作；话 剧打倒了文明戏，可是旧戏还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剧还在难产之中。鸳鸯蝴蝶派似乎也打倒 了，但是又有所谓“新鸳鸯蝴蝶派”。这严肃与消遣的问题够复杂的，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讨 论。

    照传统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艺，本是小道，宋儒甚至于说“作文害道”。新文学运动接 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 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攻 击。这“载道”说虽然比“害道”说温和些，可是文还是道的附庸。照这一说，那些不载道 的文就是“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是消遣，载道是严肃。消遣的文是技艺，没有地位；载道 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单就文而论，它还只是技艺，只是小 道。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 在的理由。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 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馀”，曲又 是“词馀”；称为“馀”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 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 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 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虽 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 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还是归到“奇”上。这个 “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词曲（包括戏曲）原也出于民 间。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的表现，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 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 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 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 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 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 “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 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 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 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 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 “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 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 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